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唯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弗雷的谍报技术在战后显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也只是很可能会沿用这个方法——这在平时毕竟不怎么需要使用。因此我依照此法，给艾尔萨·芬南寄了一张描画教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是从海格特寄出去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祈求她会以为那是经由弗雷的信使交给她的。她反应迅速，往国外的未知地址寄了一张五天后伦敦剧院演出的门票。芬南太太的消息传至弗雷处，他认定此为紧急召唤。得知蒙特因芬南太太的“招供”而受到牵累，他决定亲自来一趟。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

    案件审理时，法医的验尸报告将他采用的方式描述得非常清楚：“喉部被使力压制，特别是甲状软骨角，导致几乎即时的死亡。由此看来，攻击芬南太太的人并非门外汉。”

    弗雷被追赶到停泊于夏纳步道附近的游艇上，后来在激烈拒捕过程中掉落河里，其尸体现已在河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