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利斯那一方面的调查马上就搁浅了。

    根据卡扎利斯医生原来的计划，这项精神医学的调查应该是集结当地所有专科医生，像一个规模庞大的船队一样，经由统一的指挥，各自远征捕鱼。可是，没多久就看得出来，远征的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因为，看起来每一个专家都想当老大，就像曰本人一样，紧守自己的鱼网、渔线以及渔场的神秘，每个人都把渔获看做是专属自己的财产，不让其他渔人分享。

    不过，说句公道话，他们如此踌躇、顾忌，理由实在是出于职业道德，因为医生与病人间心理告白的神圣性是不容侵犯的，甚至其他科别的医生也一样。关于这第一项难题，卡扎利斯医生提出沿用医学界发表病例的模式来克服。每一名精神科医生都各自去查阅他所有的档案，以最粗略的方式先挑出所有可疑的病例，在誊写这些病例的副本时，把所有会暴露病人身份的地方都加以修改，只留下病人姓名的缩写供咨询之用。大家都同意这个做法。这些病例一旦建立，由卡扎利斯医生挑头、共有五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就开始运作。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考察每一个案例，退回经他们讨论不可能成立的案子。按照这个方法，很多被过滤掉的人就不会有隐私得不到保障的顾虑了。

    可是，意见在这里又出现了分歧。

    剩下的那些案例要怎么处理？隐瞒身份只能做到这里为止，再来就非得暴露姓名不可了。

    调查几乎就要在这里触礁沉船。

    即便诊疗问讯的过程能做到完全保密，对卡扎利斯医生计划所要找的可疑分子，基于医疗的理由，也不能用一般警察对待撒大网之后逮到的嫌疑犯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在奎因警官的指挥调度之下，300多名刑警，奉命不惜一切调查本案。自6月初开始，每天早上搜捕来的嫌疑犯中除了有吸毒者、酒鬼、强奸犯和有犯罪及刑罚记录的精神病患者，也包括了流氓、小偷和各种各样所谓的“可疑分子”——这个项目在来自内部的压力之下，在三个月中膨胀到令人惊心的程度。随着气温的居高不下，警方的挫折愈来愈大，相对而言，民权的保障也随之萎缩。来自各方的抗议喧嚣不断，法院里则是状纸满天飞；民众哭号、政客叫喊、法官咆哮。但是，调查工作仍在这一片混乱中持续进行。卡扎利斯医生的同行们本来极不愿意将他们的病人交给警方侦讯，他们质问，在这么狂乱、躁动的气氛下，把病人交给警方将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担心即使只是简单的侦讯都会对许多病人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病人正在接受心理和情绪调整的治疗，现在只为了知道可疑分子是否和怪猫有关系，他们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来的努力成果，可能在警方不到一小时的侦讯过程中就付诸东流。

    此外，还有其他的难题。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图上都赫赫有名。许多人不是社会名流，就是出自名门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数，有戏剧界、商业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医生们说，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绝对不能把这些人当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对待。怎么侦讯他们？可以问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问题必须避免，而且由谁来决定？谁负责讯问，而且在何时、何地？

    整件事看起来好像行不通。

    大约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式才出笼。这个办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认没有一套单一的操作标准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所以结论就是：必须针对不同的病人量体裁衣。

    于是，卡扎利斯医生主持的五人委员会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侦讯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谨慎地拟出了一份主要的侦讯问题。每一名参与这项调查的医生都会收到一份列为机密等级的副本。然后，各个医生便在自己的诊所，对他认为有嫌疑却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