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错认她那颗小脑袋。

    我也会想起那颗脑袋里装着的思绪。她的脑中有着无数沟回，一个个念头穿梭其间，好似狂乱的蜈蚣。我像个孩子一般想象着一幕场景：我要打开她的头颅，理清沟回，捉住思绪，让它们无处可逃。“你在想些什么呢，艾米莉？”自结婚以来，这是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即使我没有大声问出口，也没有问那个掌握着答案的人；但据我猜想，这些问题恰似阴云一般笼罩着每一宗婚姻——“你在想些什么呢？你感觉怎么样？你是谁？我们都对彼此做了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间酒吧还带着几分喜气，它与本地的保龄球馆共享一个停车场，因此当酒吧的大门摇晃着敞开时，保龄球馆里一阵阵稀里哗啦的声音便会随着顾客一起涌进门来。

    我在门口徘徊，凝望着我的太太。今天艾米莉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梳了起来，一束马尾好似一根跳绳般开心地晃来晃去，她正心烦意乱地吮着一根挨了烫的指尖，嘴里还哼着歌。艾米莉并没有唱歌词，因为她总是把歌词弄错。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电台正在热播“创世纪乐团”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叫作“她仿佛在无形中触动人心”，结果艾米莉低声唱道“她接过我的帽子，把它搁在架子的顶层”。当我问她那些歌词跟原唱有哪一点儿沾边时，她却告诉我，她总觉得歌里的女人真心爱着那名男子，因为她把他的帽子搁在了架子的顶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她，我真心真意地喜欢这个对什么事都有着一套说法的女孩。

    没错，我们觉得自己玩转了纽约人的那一套——这个酒吧名是个俏皮话，没有人能真正找到笑点，反正不能跟我们一样心领神会，懂个百分百。我和妹妹想象着本地人皱起鼻子问道：“为什么你们酒吧的名字叫作‘酒吧’呢？”可谁知我们的首位顾客开口便说：“我喜欢这个酒吧名，就跟里一样，那里面奥黛丽·赫本的猫咪就叫作‘猫咪’。”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戴着一副双光眼镜，身穿一套粉色的运动衣。

    我一定要马上进屋。谁知刚迈步走了二十英尺，我的脖子上就出了一圈汗，太阳仍然毒辣辣地当空高照，仿佛又在说“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艾米莉凝视着平底锅里嗞嗞作响的可丽饼，又舔掉了手腕上的残渣，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看上去一副贤妻模样。如果我将她拥在怀里，她闻起来会有浆果和糖粉的味道。

    “我会回来，玛戈，我们会搬回家，这副担子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挑。”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当了整整十一年撰稿人，却在一眨眼间丢了工作，形势就变得这么快。当时经济萧条，全国各地的杂志纷纷倒闭，撰稿人也跟着一起完蛋（我说的是像我这样的撰稿人，也就是胸怀大志的小说家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不够快，玩不转博客、链接和“推特”，基本上属于夸夸其谈的老顽固）。我们这群人是过时的老古董，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丢掉饭碗三个星期以后，艾米莉也跟着失了业（现在我能感觉到艾米莉一笔带过她自己的遭遇，却嘲弄着我的愚行，谁让我当初非要花时间讨论自己的事业、感叹自己的不幸呢。她会告诉你，这一套就是我的作风，“……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她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太太的口头禅，不管这句话前面说的是件什么事，不管我的典型作风具体怎么样，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与艾米莉摇身一变成了两个失业的成年人，穿着袜子和睡衣在布鲁克林的褐砂石宅邸里闲荡了好几个星期，一股脑儿把未来抛在了脑后，还把没开封的信件撒得到处都是，扔在桌子和沙发上，上午十点钟就吃上了冰激凌，下午则倒头呼呼大睡。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