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厨房里，《时代周刊》摊开在面前，我却没心思看，盘算着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见底时，弗里茨从大门口回来，说弗雷德·德金要见我。我很讨厌早晨喝完最后两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搅我，于是我点点头，继续细品慢啜。我到办公室时，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对着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视，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却在地板上着陆。他总是扔不准。我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他：

    “赌一块钱，十次全不中。”

    他摇了摇他的爱尔兰人脑袋。“没时间。我可没闲着，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见沃尔夫吗？”

    “不行，这你还不知道。十一点前，尼禄·沃尔夫先生是园艺师。”

    “嗯嗯，特殊情况。”

    “没特殊到那地步。对总管说吧。那瘸子往你眼里扬了沙子？为什么不跟踪他？”

    “九点约翰尼才走。我会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准，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听着，阿奇，彻底完蛋了。”

    “怎么了？”

    “唉，你派我们三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沃尔夫如此下血本，说明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这怪人的行踪。你还跟我们说只要需要，尽可以打车，等等。唉，彻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六层高的楼，带电梯。他住五层。这楼有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了几棵树，几丛灌木，春天开满了郁金香。开电梯的男孩儿告诉我有三千株郁金香。问题是院里另有一幢楼，对着十一街，楼主是同一个人，这又怎样？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不走前门，而从佩里大街这幢楼的后面出去。高兴了，当然还可以这样回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佩里大街对面的烟店，盯着二〇三楼，感觉就像守在扬基体育馆的隧道出口一端，寻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对这样做，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我就是想见沃尔夫，问问他，他在雇我做什么。”

    “你可以昨晚给他打电话。”

    “不行，我昨晚都乐晕了。一个月呀，总算有活儿干了。”

    “还有钱花吗？”

    “还够花一两天。我已经学会了节制。”

    “好的，”我捡起他的帽子，放在桌上，“你们那儿还真麻烦，的确不妙。看来只能在十一街再安插三个人，没别的法子。这下可好，六个眼线跟踪一个瘸子——”

    “等等，”弗雷德冲我摆摆手，“还没完呢。还有个麻烦，街角的交警想把我们抓到局里去，因为堵塞交通。我们人太多了，都因为那瘸子。有个市局的家伙，我猜是‘谋杀组’的，不认识。还有个小个子，棕帽，粉领带，肯定是巴斯科姆的人，我也不认识。想想看，比如昨天下午，有辆出租车停在了二〇三楼前，一分钟后钟，蔡平一瘸一拐地从楼里出来，进了出租车。你该看看那通乱。就跟星期日一点钟，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口似的，只不过佩里大街要窄些。又来了辆出租车，我猛地一蹿，抢在了市局侦探的前面。跑了半个街区，才又找到辆车。巴斯科姆的人也上了车，似乎他是在等那辆车。我真想对蔡平大喊一声，等等，等我们排好队。但不可能啊。还好，他的司机开得挺慢，我们谁都没跟丢。他去了哈佛俱乐部，待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麦迪逊大道二四八号下车，随后回家，我们就一直跟着。向上帝保证，阿奇，三个人，不过我排第一。”

    “好，听起来不错。”

    “当然了。我不断回头看他们是否还跟着。我在想——我是开车时想到的——我们干吗不交个朋友？你再派个人，他和巴斯科姆的人，还有那侦探就能盯着十一街，我们在佩里大街的这些人也能安静会儿。我想他们是十二小时监视，或许也有人替他们，不知道。这主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