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正吃着一块牛肉片，电话突然响了。弗莱德听完电话回来说，怀尔太太想和沃尔夫先生讲话。我起身推开椅子要去接电话，沃尔夫不满地咕哝起来。他也没说不让我去，因为他清楚我一定会去的。

    我告诉我们这位从前的顾客说，沃尔夫正在进餐，并说半小时以后他会给她回话的。这位太太却说非见他不可而且现在就想见。我说可以，但最好十分钟以后再来，那会沃尔夫才有空。她连声说不行，她来不了，病重虚弱。她的声音听上去是有点虚弱。

    “这事就难办了，”我说，“如果用电话谈不方便的话，要么我到您那儿去，要么就只能等一等。”

    “这事不能再等了。他从来不到别处去吗？”

    “从不在外办理业务。”

    “您现在能来吗？”

    我看了看手表：“我九点能到，行吗？”

    她回答想来也只好如此了。我便回到餐厅坐下，然后让弗里兹送上咖啡和馅饼。我们通常是回到办公室喝咖啡的，因为那儿有椅子和沃尔夫近期内要读的书。沃尔夫吃完牛排放下钢叉之后，我告诉他我准备去拜访怀尔太太，问他有什么指示。

    他嘀咕着说：“人们说经一事长一智，她也了解现在的情况。我们什么也不欠她的了。”

    我离了座，走到门外台阶上试了试天气，我决定把自己从大衣里解放出来。来到第八大道我便要了辆出租车。在路上我一直寻思着沃尔夫的意思。他说我了解现在的情况，可我是从自己的角度了解的，不是从他的角度。他可能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虽不是最后的结论。比方说，尼尔·特德就是那个绑架者、谋杀凶手和说谎者。要么就是他妹妹玛葛特，或者是拉夫舅舅。他象这样把一个推理藏在脑子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了。

    尼尔准是一直在客厅里等着，所以我按了门铃才两秒钟他便开了门。他穿戴整齐——纯深灰色外套、白衬衫、灰领带，显然是为葬礼才买来穿的。他关上门，转过身问我：“究竟沃尔夫为什么要对我舅舅拉夫说吉米是被害死的？”

    “您可以作各种猜测，”我对他说，“可我想他只能这么做，因为您已经对拉夫舅舅讲过有人往吉米酒杯里放了东西，沃尔夫先生就只好对此作了解释。难道您非得提到吉米喝的酒不成？”

    “不，那是顺口说起的。但是真该死，如果沃尔夫真是他妈的那么聪明，难道他不能随便搪塞一下吗？”

    “确实可以，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就很难说了。他做的事，我有时一看便知，有时要一小时后，甚至个把星期才能弄清楚，有的时候则无从知晓。为什么，难道普塞尔告诉过您母亲吗？”

    “他当然说过了，可这还得付一笔钱。”

    “正是这样，我正是经办人。您母亲在哪儿？”

    “您准备向她讲什么？”

    “到时候才会知道。我和您母亲约定好的，我九点到这儿来，现在过了五分钟。”

    他本想再说些什么，可还是决定不说了，只是叫我随着他去，领我到通向里屋的甬道。我真想再看看书房，假若本吉明·富兰克林的塑像还在楼上这间书房里的话。可是进了电梯尼尔却按了上三楼的号码。电梯一停我便跟着他出来，沿着厅堂进到一间房里，我环视一下，假如我有妻子，这间房倒挺适合她住，正因为我没有这种她想要的房间，我这辈子可能要打光棍了。这房间宽大典雅，色彩柔和，柔和的灯光，柔和的浅灰色和粉红色、软软的地毯、柔色的窗幔。我走过地毯随尼尔来到怀尔太太跟前。她平躺在一间大床上，粉红色的丝被单掩住了大半截身子，头枕着一对粉红色的枕头。

    “你可以走了，尼尔。”她开了口。

    怀尔太太脸色不好。当然，妇女们化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