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您知道他的习惯：别人说话时他都不敢正眼看人。”

    “是这样。”

    “他对这一习惯的解释也是理由充足的。一个连自己内心的情感都把握不住的人，是指望不了有超出他才能的那种有效、持久的控制力的。他决不会让自己去从事一项大胆机灵、需百倍勇气的活动。他告别时说的话是：‘我想我是个笨伯’，这一句话已把他的笨拙、糊涂表露无遗。显然他不是那个人。

    “第四个，安德烈·弗罗斯特。此刻您也知道，他昨天上午来过，但那次会见我一无所获。他的言谈声调和举止都没有显示出他是嫌疑犯。通过一个助手的调查，我们得到足以排除他的条件——他的经历，他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以及财政状况等等。不排除他有谋杀的可能性，但说他参与绑架都不能令人信服。他至少得有两个同谋，尤特丽小姐和奈普先生，可能人还会多一些。他们都怀着这个目的，指望分得这笔不义之财，而且他要被这些帮手所掌握左右，要永无休止地提心吊胆过日子。他的同谋中要有一个被抓住后会招供出什么来？一个地位如此显赫的人物会为了这点钱去冒这种风险吗？不可能。”

    沃尔夫摆着头。“不会。那么剩下的就是您了。您参与绑架并且杀死了蒂娜·尤特丽。您还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在星期六晚上十点我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在我这么做以前我想见见弗罗斯特先生。和他见面后我认定对他原来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您要喝点什么吗？一杯酒？还是咖啡？”

    没有回答，她一动不动。

    “您要喝什么就只管说。我想喝点啤酒。”他按了一下电钮又回过身来。“而且在行动以前我得检验我的推断。我得确信，没有事实来证明，也没有我所知道的原因能说明我这个结论站不住脚。我首先是从动机上去考虑的。除了您那些虚假的理由外，会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人理解您从银行取出五十万美元，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程序，夜半更深时在一个乡村路上荒僻的地方把钱交给一个蒙面人的呢？听了我这些陈述请不要激动，怀尔太太。我说出这些的目的仅仅是使自己信服。如果我的说法有错误而您又可以纠正，也希望您别去纠正它。”

    在弗里兹拿啤酒来的时候，她本来有机会开口的。沃尔夫停止说话，斟了酒，等到冒出杯口的啤酒泡沫逐渐退缩到齐杯口时，才举杯喝了下去。但她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他转过身来。“我发觉只有一种答案是成立的：您把手提箱交给的这个人，他就是您的丈夫。他大概化了妆，你们俩，您和他，在这个阴谋活动的每个细节中，从头至尾都干得小心翼翼，唔，怎么样。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目的何在？原因是你们既定了这个阴谋，您装出蒙受了五十万元的损失，您就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这笔钱的百分之九十一纯利作为死伤事故费。我还没有询问过这种事故是否也可以扣除这类税款，我假设你们没有这样做，也可能你们完全这样推算过，不管怎样，如果您一年的收入不低于五十万，您就可以在将来的三年中把损失的钱找回来，而在未来的五年之内还会进得更多，如此一来，您们这番努力就相当划算了。”

    沃尔夫又喝了口啤酒说：“还有一些事实与原因。为什么您和您丈夫要蒂娜·尤特丽也参加进去？没有她，您们就不能如意地筹划这个计谋。举个细节，奈普先生打来的电话。你们无疑地想在每个方面都使绑架表演得天衣无缝，所以你们认为应该打一个电话。怀尔先生不可能行，因为即令他变换了嗓音，他的声音还是有可能被辨认出来。所以利用尤特丽小姐比利用男人，不论哪一个男人来打这个电话都要简单方便得多。当然，这个电话从未打过。尤特丽小姐不仅打下了这个记录，她还打下了假想中的电话内容。我推测：她得的报酬是这笔不义之财中最少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