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躲闪或撒谎。“是的。”我说。哈里点点头。

    “您瞧见了吧？”副校长说。他正要再说些什么，哈里转过头去看着他，他又不吱声了。

    哈里又转回来看我。“为什么？”他说。

    “他欺负我。”这听起来有些无力，所以我补充道：“他总是欺负我。”

    “于是你就用胶带把他粘在桌子上？”他不动声色地说。

    “嗯。”

    “然后你拿起了解剖刀。”

    “我想让他别再欺负我。”我说。

    “为什么你不告诉别人？”哈里问我。

    我耸耸肩，这个动作是我当时最常用的身体语言。

    “你干吗不告诉我？”他问。

    “我自己能解决。”我说。

    “看上去你解决得不太好。”他说。

    我想不出来说什么，只有低头看自己的脚。但这显然对谈话没什么帮助，于是我又抬起头。哈里仍然看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

    “对不起。”我最后说。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否真心，我对自己做的事儿很难感到抱歉，尤其是对那件事儿。但以当时的情形，道歉是个得体的表示，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什么话好说。我那年轻的大脑充斥着一锅文火慢炖咕嘟冒泡的和燕麦粥一样黏稠的激素。尽管我知道哈里才不会相信我道歉的诚意，但他仍然点点头。

    “走吧。”他说。

    “等等，”副校长说，“事情还没谈完呢。”

    “你是说校方监管不力听任大同学欺负弱小，而把我的孩子逼到这份儿上的事情？另外，那个孩子被管教过吗？”

    “关键不在这里。”副校长试着说。

    “要不谈谈你把解剖刀和其他危险器材随意放置，教室不上锁也无人监管，学生轻易就可以获取那些危险器材的事情？”

    “可是，警官……”

    “我告诉你，”哈里说，“我可以不追究你在这件事儿上的极端失职，如果你保证改进的话。”

    “可这孩子……”他还想说。

    “我来对付这孩子，”哈里说，“你来改进管理措施，那样我就不必给校董会打电话。”

    事情到此便成了终局。跟哈里作对，下场毫无悬念，无论你是凶杀疑犯，还是扶轮社主席，抑或是犯了错误的年轻魔鬼。副校长把嘴张了合、合了张好几次，但说不出一句话，只嘟囔了几下，清了清嗓子。

    哈里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向我。“走吧。”他又说。

    哈里向警车走去的途中一言不发。车子没有绕过学校，经过格拉纳达和哈迪快餐店驶向我们的家，而是朝北开上迪克西高速公路。他仍然不说话。他打方向盘转弯时我看着他，他继续一声不吭，脸上的表情不像是想说话。他直直地看着前方，很快地开着车。

    哈里在第17街左转，有一刹那我还异想天开地以为他会带我去橘子碗体育场。但我们开过体育场入口继续前行，经过迈阿密河，右转上了诺斯里弗大道。这下我知道是去哪里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里仍然沉默着，也不看我。这是一个阴沉的下午，乌云开始聚集在地平线上，我感到一种压迫感在悄然逼近。

    哈里把警车停好，终于开口了。“来吧，”他说，“进来。”我看看他，他已经下了车，于是我也下去，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进了拘留所。

    哈里在这儿是个名人，他在哪儿都是公认的好警察。从登记处到走廊尽头的牢房，一路上不断有人叫着“哈里”或者“嘿，警官”。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不妙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哈里干吗带我来这里呢？为什么不骂我一顿，告诉我他有多失望，或是想出点儿别的严厉但公正的法子惩罚我呢？

    他什么也不说，这让我毫无头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