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载着我们以埃维尔·克尼维尔飞越大峡谷的速度穿过车流。我想用一种礼貌的方式指出来我们只是要去看一具死尸，他不会逃跑，所以可否请她慢一点儿，但我想不出要怎么说才不至于让她腾出扶着方向盘的手扑过来掐我的脖子。

    科迪和阿斯特太小了，还不理解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坐在后座上好像很享受，甚至在我们每次抢了别的车的道儿、被别的司机粗鲁致意的时候，他们会齐齐伸出小小的中指予以回敬。

    在一号高速公路上有三辆车出了事故，让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我得以不必死命憋着气才不至于尖叫出来，于是我开始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赶着去看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她。

    “跟其他人一样，”她说，“烧焦了，而且尸体的头不见了。”

    “你肯定那是库尔特·瓦格纳吗？”我问她。

    “我能证明吗？还不能。”她说，“我肯定吗？太他妈肯定了。”

    “为什么？”

    “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他的车。”她说。

    我一般情况下都能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头颅另眼相看，也知道该去哪儿找到它们。但现在，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情况都不再是一般的了。

    “这实在没道理，你知道。”我说。

    德博拉哼哼着，手掌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可不是嘛！”她说。

    “库尔特肯定是杀了别的受害者的人。”我说。

    “所以，是谁杀了他呢？他的上级？”她说，趴在汽车喇叭上，逆行了一段，超过别的车。她闪过一辆公共汽车，加大油门，又把其他的车甩下去五十码，直到把堵车的部分都超了过去。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忘了喘气，而且想着我们将来肯定都会死的，所以即便今天被德博拉整死又有什么分别？不过这么想不是特别管用，只能让我不喊出来，不从窗户跳出去，一直坚持到德博拉把车又开回了正确的道路上。

    “真好玩儿，”阿斯特说，“能再来一遍吗？”

    科迪兴奋地点着头。

    “而且咱们可以拉响警笛，”阿斯特说，“你干吗不用警笛呢，黛比警官？”

    “别叫我黛比，”德博拉飞快地说，“我不喜欢警笛。”

    “为什么？”阿斯特追问。

    德博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用眼角瞥着我。“挺正常的问题。”我说。

    “太吵了，”德博拉说，“现在让我专心开车，好吗？”

    我们默默地开到了格兰特大街，我只好独自思索这一切。可我想不出什么，除了有一点。

    “如果库尔特的死只是偶然呢？”我说。

    “即便是你也不会这么想吧。”她说。

    “可是如果他在逃，”我说，“也许他想从哪儿搞到假身份证结果搞砸了，或者在乡下被抢了。在那种情况下，有足够多的坏蛋能让他给撞上。”

    的确不大可能，即便对我来说。但德博拉还是想了几秒钟，咬着下嘴唇，甚至无意间对着一辆彬彬有礼地驶出饭店的面包车按了按喇叭。

    “不，”她最后说，“他被烧焦了，德克斯特，跟前两个一样。别人没可能照搬。”

    我再次感到空虚的内心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是黑夜行者曾经待过的地方。我闭上眼睛，想搜寻一点儿我那昔日永恒伴侣的遗迹，可是一无所获。我睁开眼睛，正好看见德博拉加速绕过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

    “人们会看报纸，”我说，“总是有些人会模仿杀人的。”

    她又想想，然后摇摇头。“不，”她最后说，“我不相信巧合。像这件事不可能。砍头、烧焦一起来，这只是巧合？没门儿。”

    希望又一次彻底破灭，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