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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找了把椅子坐下，蜷缩在一个生命监护仪旁边。我把椅子尽量朝床边移到一个看起来合适的距离，坐下来等待。

    过了一两分钟，门边传来声响，一个瘦瘦的黑人警察站在那里。我见过他，他叫威金斯。他伸头进来说：“嘿，德克斯特吧？”我点点头，举起我的证件。

    威金斯朝德博拉点点头，问道：“她怎么样？”

    “还不知道。”我说。

    “抱歉，哥们儿，”他说着耸耸肩，“队长派人来守护，我得在门外待着。”

    “谢谢你。”我说。他转过身在门外站起岗来。

    我试着想象没有德博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念头真让人难受，尽管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我今后能吃上热乎乎的红酒罐焖鸡了。没有她对我施展世界闻名的毒肘功，我的胳膊上也不会常常有青瘀伤痕了。我也不必担心她会逮捕我了。这些都是好事儿啊，可我怎么还是担心呢？

    看来光靠逻辑没法儿说服人。假如她能活下来但脑损伤了呢？那她的警察职业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她可能会需要全天候护理，用勺子喂饭，使用成人尿布。谁来做这些漫长而艰苦的护理工作呢？我不是很懂医疗保险，但我知道全天候护理没哪个保险公司乐于提供。如果必须由我来照顾她呢？那必定会剥夺我大量的闲暇时间。可除了我还有谁？在这世上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亲爱而尽职的德克斯特。没有谁会推着她的轮椅，为她烹煮婴儿食品，在她流哈喇子时轻轻为她擦干嘴角。我大概得照料她的余生，我们两人会坐在一起看电视，直到很老很老。外面的世界则照常欢乐地运转，继续着杀戮和残酷，却没有我的份儿。

    在我朝着自我怜悯的深渊滑下去之前，我想起了凯尔·丘特斯基。管他叫德博拉的男朋友似乎不太准确，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比男女朋友关系要深一点儿。另外，他不再是被称为男朋友的年龄，他比德博拉起码大了十岁，一个大块头，饱经沧桑，没了左手和右脚，是对多克斯警官干了同样的事儿的业余医生干的。

    为了对自己绝对公平，我得承认，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想到他，不仅是因为如果德博拉真的脑损伤了的话，我希望有除我之外的人来照料她。而且，她现在在重症监护室这件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告诉他。

    于是我从皮套中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他马上就接了。

    “喂？”

    “凯尔，我是德克斯特。”我说。

    “嘿，哥们儿，”他用听起来很不自然的愉快声音说道，“近来可好？”

    “我跟德博拉在一起，”我说，“在杰克逊重症监护室。”

    “怎么回事儿？”片刻停顿后，他问道。

    “她被刺伤了，”我说，“失血很多。”

    “我马上就到。”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还不错，丘特斯基能马上赶到说明他很关心德博拉。也许他会帮我喂德博拉婴儿食品，我俩轮流推德博拉的轮椅。有帮手总是件好事儿。

    这又让我想起我自己也有帮手——或者说我被安排了个帮手。不管怎么说，丽塔会希望在她开始准备做野鸡杂碎前，我能告诉她一声会晚些回去。我给她班上打了电话，很快说明了原委，在她开始发出一连串“哦，我的天哪”之前挂了电话。

    丘特斯基十五分钟后到了，屁股后边跟着一名护士，她想确认他对一切是否满意，比方说房间位置或者输液管的放置。“她在这儿。”护士说。

    “谢谢，葛洛丽娅。”丘特斯基眼睛紧盯着德博拉说。护士紧张地转了几圈，然后忐忑地走了。

    丘特斯基走到床前，握住德博拉的手——这让我知道我先前想对了，握住她的手的确是正确的。

    “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