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秒钟，”我说，“怎么啦？”

    库尔特把牙签从嘴里拿了出来，显然连他自己都受不了了，他考虑半晌后终于决定把牙签扔进垃圾桶，当然，他没扔进去。“问题是，”他说，“刀上的指纹不是他的。”

    大概一年以前我拔过牙，医生给我上了麻药。这会儿，有一刹那我感到同样的眩晕感穿过我的身体。“哦……嗯……指纹……”我最后挣扎着说。

    “是，”他说，从大汽水瓶里喝了一大口，“我们逮住他的时候，自然给他留了指纹。”他拿手腕抹了一下嘴角，“我们拿他的指纹和那把刀刀柄上的指纹做了对比，不吻合。所以我想，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你说是吧？”

    “可不。”我说。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家伙，不然怎么解释呢，是吧？”他耸耸肩，然后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根牙签开始嚼，“所以，我得问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他看看我，带着一种非常专注的愚蠢，我只得闭上眼睛思考。我在记忆中又重放了一遍镜头：德博拉等在门边，门开了。德博拉拿出警徽，然后突然摔倒——我能看到的只是那男人模糊的身影，没有细节。门开了，德博拉出示警徽，轮廓模糊——不，就这些。没有其他细节。黑头发、浅色衬衫，跟全世界一半的人一样，包括我后来猛踢他头的东切维奇。

    我睁开眼。“我觉得是同一个人。”我说。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想再说太多，可我还是说了。“不过老实说，我不是特别肯定。发生得太快了。”

    库尔特咬着牙签。我看着牙签在他的嘴角画着圈，他在努力回忆说话的技巧。“所以可能是两个人。”他最后说。

    “我觉得有可能。”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捅了她，跑进去，想着，操，我怎么办，”他说，“然后另一个家伙出来了，操，他跑过去看，然后你踢了他一脚。”

    “有可能。”我说。

    “他们有两个人。”他重复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个问题回答两次，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看他转着牙签。如果我以前有过心里闹得慌的时刻，那绝对不能跟我此时的不舒服相比。倘若东切维奇的指纹跟刀柄上的不同，那就说明他没有扎德博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亲爱的德克斯特。如果他没捅德博拉，他就是无辜的，我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可是也许哈里的教诲对我的作用比我想象的要深，因为想到东切维奇有可能是无辜的，我就惊慌失措。我还没能从这一大团乱糟糟的思绪中摸清线索，而库尔特还在看着我。

    “是啊。”我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库尔特又把牙签朝垃圾桶扔去，结果又没瞄准。

    “那另一个人在哪儿？”他说。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真不知道。

    可我非常想知道。

    我听同事说起过“脑残”，还总是觉得自己好命，因为这难听的称号还不曾用在自己身上。可是今天余下的几个小时，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自己。尖刀之神德克斯特、黑夜王子德克斯特、冷酷锐利的德克斯特，现在脑残了。我当然不舒服，但无能为力。我坐在桌后拨拉着曲别针，希望那些景象能像曲别针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拨拉到一边：德博拉倒下，我的脚踢向东切维奇的头，刀子扬起来，钢锯切下去……

    脑残。这不仅让人窘迫，让人有气无力，而且无比愚蠢。好吧，坦白说，东切维奇本来是清白的。我犯了个讨厌的小错误。那又怎么样，谁也不是完美的。再说了，东切维奇一直在对死尸做那些勾当，他让几百万美元白白流走，搞砸了城市预算，损害了旅游业。迈阿密有多少人巴不得杀了他来阻止他干这些事儿。

    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是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