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斯那空空的酒店房间出来，进了电梯，丘特斯基一边把枪塞进皮箱，一边一再嘱咐我要表现得正常些，别着急也别害怕，等我们进了大堂时，我已经矫枉过正地看上去很百无聊赖了。我确定丘特斯基也是这副模样。

    总之，我们溜达着穿过大堂，边上不管谁看我们，我们都朝人家微笑。我们溜达着出了门，走下台阶，走过穿着海军上将制服的门童，溜达着下了马路牙子，上了他为我们招来的出租车。我们将缓慢愉快的节奏延续到了出租车里，因为丘特斯基吩咐司机带我们去埃尔莫罗城堡。我冲他扬扬眉毛，他只是摇摇头，我只得在一旁兀自狐疑。据我所知，埃尔莫罗城堡没有地下通道。那儿是哈瓦那最火的旅游胜地，绝对充满了镜头和防晒霜的气味。可我还是把自己假装成丘特斯基，像他那样想了一下，也就是说，我老谋深算地合计了一下，结果，真让我想到了。

    那里是个旅游胜地，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在人群中逃走消失，谁要是想找到我们就要费点儿劲儿了。

    所以我踏实地坐回到座位上，欣赏月光下的沿途风光，琢磨着韦斯现在到底在哪儿、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让我稍微舒服了一点儿，不过还是没让我真正开心起来。

    天上是一轮清冷的月亮，它那柔弱的笑声将静电的火花灌注在我体内，并噼啪作响，让我在黑夜中血脉偾张，我想马上去划开我能找到的头一个两足动物。也许这只是缘于韦斯溜走给我带来的挫败感，但这种冲动非常强烈，到埃尔莫罗去的一路上我得死死咬住下唇才忍得住。

    司机在通往堡垒的入口处把我们放下来，那儿有一大堆等着看夜晚表演的游客，还有不少小摊贩正在搭建帐篷。一对穿着夏威夷花衬衫和短裤的老夫妇爬进我们刚刚下来的出租车。丘特斯基走到一个小摊旁，买了两罐绿色罐子的冻啤酒。“来，伙计，”他说着递给我一罐，“咱们边走边喝。”

    先是溜达，现在是徜徉。我觉得有点儿头晕。不过我还是边啜饮着啤酒边跟着丘特斯基走了一百码，走出了人群。我们又在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旁停下脚，丘特斯基买了两件正面印着灯塔的t恤衫，还有两顶印着“古巴”字样的帽子。我们朝马路尽头走去。然后他懒洋洋地朝四下里看看，把啤酒扔进垃圾桶说：“好吧。看着不错。这边来。”他悠闲地朝一栋位于两座旧建筑物之间的大楼走去，我跟着他。

    “好吧，”我说，“现在干吗？”

    他耸耸肩。“换衣服。”他说，“然后我们去机场，赶第一班飞机走，不管去哪儿，然后回家。哦，这儿，”他说着摸向皮箱，拿出两本护照。他翻开，递给我一本，“德里克·米勒，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挺好听的。”

    “可不，”他说，“比德克斯特好听。”

    “也比凯尔强。”我说。

    “凯尔？”他举起自己的新护照。“是加尔文，”他说，“加尔文·布林克尔。不过你可以管我叫加尔。”他开始往外掏外套口袋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塞进裤子口袋。“我们现在得把外套扔了。我本来希望能有工夫从头到脚换一套。不过目前这样多少也能改观一点儿。穿上这个。”他说着递给我一件t恤衫和一顶帽子。我满怀感激地脱下那件雷人的绿外套，套上新t恤衫。丘特斯基也如法炮制，然后我们一起走出胡同，把浸信会传教士的行头塞进垃圾桶。

    “好啦。”当我们又走回入口处的时候，丘特斯基说道。那里有几辆出租车在等着。我们钻进了第一辆，丘特斯基跟司机说了声“何塞·马蒂机场”，车子便载着我们绝尘而去。

    去往机场的路上，情形和来时没什么两样。基本没有什么别的车，除了出租车和几辆军用车。司机把车开得好似在驾校钻杆练习，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