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除了铅笔还有别的。”阿斯特说，她话里的冷酷语气温暖了我的心房，可是不行，还是不行。

    “不成，”我说，“这太危险了。”

    科迪嘟囔着：“保证。”阿斯特翻了个白眼儿，吐了口气。“你只会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她说，“除非你教我们。我们让你教，可你什么都不让我们干。现在我们有机会学些真东西，你又说太危险。”

    “真的太危险。”我说。

    “那你做危险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她问，“万一你救不了妈妈，你俩都回不来了呢？”

    我看看她，又看看科迪。她正看着我，下嘴唇哆嗦着，科迪则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再次张嘴想说点儿什么，可又什么都说不出。

    就这样，我开车去了大会堂，后座上是两个非常兴奋的孩子。我稍微超了速。我们在第八街下了95号高速公路，在布里克尔大街上了去往大会堂的路。停车场车很多，没地方停车了，显然很多人都看了电视台广告，知道这场艺术踢踏舞大赛。在这种情况下再浪费时间找车位就太傻了，我刚打算像警车似的停在人行道上，就一眼看见库尔特的警车停在那里。我把车停在他的旁边，将警察局停车证面朝上放好，转身冲着科迪和阿斯特。

    “跟着我，”我说，“没经过我的同意不许自由行动。”

    “紧急情况除外。”阿斯特说。

    想想他们最紧急情况时的表现，的确不错。另外，我估计紧急情况这会儿应该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说：“好吧，紧急情况除外。”我打开车门。“来吧。”我说。

    他们一动不动。“怎么了？”我说。

    “刀。”科迪轻轻地说。

    “他要刀。”阿斯特说。

    “我不会给你们刀。”我说。

    “那有紧急情况怎么办？”阿斯特问，“你说我们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可你什么都不给我们！”

    “你不能举着刀在人堆里走。”我说。

    “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带就走。”阿斯特坚持道。

    我长长吐出一口气。我打开杂物箱，拿出一把飞利浦改锥递给科迪。毕竟，人生充满妥协。“拿着，”我说，“只能给你这个。”

    科迪看看改锥，又看看我。

    “这比铅笔强。”我说。他又看看他姐姐，然后点点头。“好。”我说，又摸着去开门，“走吧。”

    这回他们跟着我走上便道，然后朝大门走去。可是还没走到大门，阿斯特又死死地站住了。

    “怎么了？”我问她。

    “我要尿尿。”她说。

    “阿斯特，”我说，“我们真得快点儿了。”

    “我特别想尿尿。”她说。

    “五分钟后行吗？”

    “不，”她说，拼命摇头，“我现在得马上去。”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想着蝙蝠侠跟罗宾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吧，”我说，“快点儿。”

    我们在大厅一侧找到洗手间，阿斯特跑了进去。科迪和我在外面等着。他换着手握着改锥，最后握成一个比较自然的锥子尖朝前的姿势。他看看我，我点点头，阿斯特又跑了出来。

    “好啦，”她说，“走吧。”她跑过我们，冲进大厅，我们跟着她。一个胖乎乎戴大眼镜的男人想收我们每人十五块钱的门票，我给他看了我的警察局证件。“小孩儿呢？”他问。

    科迪已经举起他的改锥，不过我示意他收回去。“他们是证人。”我说。

    那男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他又看一眼科迪的改锥，只好摇摇头。“好吧。”他说着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知道其他警察去哪儿了吗？”我问他。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