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的。当然，黄色隔离带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德博拉仍然按照警察的一贯作风随意停车后下了车。我跟在她身后，顺着短短的人行道来到了发现那玩意儿的隔壁邻居家。德博拉按了门铃，没过多久门开了，一个中年男子看着我们，脸上一副询问的神色。他戴着金边眼镜，穿了一件棕黄色瓜亚贝拉衬衣。

    “我们找阿里尔·梅迪纳。”德博拉亮了一下自己的警徽。

    “我母亲在休息。”他说。

    “事情很紧急。”德博拉说。

    中年男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请等一下。”他说。他关了门，德博拉死死地盯着门，我看到她下巴上的肌肉不停地扭动着。两分钟后，中年男子又开了门，而且将门拉开：“请进。”

    我们跟着他走进了一个光线较暗的小屋，里面摆了几十张茶几，每张茶几上都放着宗教物品和装在相框里的照片。阿里尔，也就是当初发现隔壁那玩意儿并且将头靠在德博拉肩膀上哭泣的那位老太太，坐在一张垫得太高的大沙发上，胳膊下和身后还放着一个个小靠垫。她看到德博拉时说了声“啊”，然后便站起来拥抱她。德博拉愣了片刻才笨拙地在老太太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并且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后退开来。阿里尔坐到沙发上，拍拍身旁的坐垫。德博拉坐了下来。

    老太太立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西班牙语。虽然我也会一点儿西班牙语，而且常常能听懂古巴人说的西班牙语，可阿里尔的长篇大论我只能听懂片言只语。德博拉茫然地望着我。不知是哪根弦搭错了，德博拉在学校时第二外语居然选的是法语，所以在她听来，老太太的话可能和古伊特鲁里亚语差不多。

    “Por favor，Se~nora，”我说，“Mi hermana no habla espa~nol。”

    “啊？”阿里尔看着德博拉，摇摇头，热情立刻减少了一些，“拉扎罗！”她儿子立刻走了过来，她重新开始口若悬河地说，而他则替她翻译。“我是1962年从古巴的圣地亚哥来到这里的。在巴蒂斯塔执政期间，我目睹过一些可怕的事。人们会突然失踪。后来是卡斯特罗，我起初也满怀希望。”她摇摇头，摊开双手，“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们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希望一切能有所改变。可是不久以后一切照旧，而且情况更糟，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美国，因为这里没有人突然失踪，没有人在街头被枪杀，没有人遭受酷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结果现在却见到了这个。”她挥手指了一下隔壁。

    “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德博拉说，拉扎罗翻译了过去。

    阿里尔点点头，继续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故事。“即使是在卡斯特罗执政期间，他们也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她说，“是的，他们杀人，把人关进派恩斯岛，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古巴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只有美国才会有。”

    “你有没有见过隔壁那个人？”德博拉打断了她的话，“就是干这件事的那个人。”阿里尔盯着德博拉看了一会儿。“我需要知道。”德博拉说，“如果我们不把他抓住的话，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是你在问我？”阿里尔说道，他儿子在一旁翻译，“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应该有个丈夫，有个家庭。”

    “El victimo proximo es el novio de mi hermana。”我说。德博拉瞪了我一眼，但阿里尔说：“啊……”她用舌头发出了嗒嗒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什么。我确实见过那个人，也许见过两次。”她耸耸肩，德博拉不耐烦地向前凑了凑，“都是在晚上，还隔着一段距离。我只记得那个人个子很矮，很瘦小，皮包骨头。他戴着大眼镜。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来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