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杜贝克家时，表针已经指向四点一刻。本来我可以明天再找安吉洛·贝托鲁奇聊聊，甚至等到下周一；本来我还可以回旧金山，在自家客厅喝瓶米勒淡啤酒，放松放松。而现在我在东岸高速公路上朝北向里士满-圣拉斐尔桥驶去，这是从伯克利经马林镇到托马利湾最近的路线。一只猎犬开始追踪新线索。

    我上桥前交通还算畅通。但随后桥上以及去诺瓦托一路到处都是咆哮声。大家管这个叫横冲直撞的时段，这是个不好笑的笑话，就像在教堂里放屁一样。今天下午没人横冲直撞的，周五下午四点不可能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感谢上帝，今天就是星期五。于是我不再抱怨诅咒，心平气和地补上昨晚没碰上的事：闻着汽车尾气，小心驾驶，应对伟大美国的交通堵塞。

    趁汽车慢慢爬行的当口，我思考起贝托鲁奇、安吉洛和凯特的关系。现在看来凯特很可能就是和哈蒙在一起的女人，埃伦·科尼尔撞见了他们俩在上床，并以此勒索哈蒙；那堆被发掘出来的遗骨可能就是凯特的。但确认她的身份时又带出了新问题：贝托鲁奇知道那件绯闻吗？如果是，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吗？他对妻子的失踪有什么反应？他如何向朋友和邻居解释？

    贝托鲁奇能回答这些问题。也许他还能回答另外两个大疑问：为什么他妻子死了？谁干的？我想起贝托鲁奇是个多么古怪的老头；想起那天他站在蔬菜地里，一手拿着猎枪，一手提着一只血淋淋的乌鸦……

    到了汉密尔顿地区，交通终于趋于正常，经过诺瓦托时路上已非常畅通，使我能以六十公里时速前行。我在帕塔鲁马下了高速，仍然选择了周三去托马利湾的那条双车道县公路。一路尘土飞扬，到达时还不到六点。雾又浓又厚，几乎笼罩了全县。楼宇和街道上的灯光昏黄不清，像透过灰色薄纱观察一张黄色的全息图片。

    那家杂货铺还开着，我在海滨线公路转了个弯停在它门口。柜台后仍是那个黑发女孩。我等她招待完一个顾客后跟她打招呼：“嗨，记得我吗？”

    “哦，当然。”她说，“那天你来问过贝托鲁奇。”

    “对。能否再请你回答几个问题？”

    “嗯……能啊，如果我可以的话。”

    “贝托鲁奇先生结过婚是吗？”

    “很久以前。在我出生前。”

    “他妻子叫凯特吗？”

    “凯特。我想是的。”

    “你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吗？”

    “哦，不知道。好像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妈妈知道。你想和她谈谈吗？”

    “我到哪里去找她？”

    “就在这儿，她在后面的储藏室里。我去叫她。”

    她离开柜台走到后面去了；小县城的人都非常信任别人。现在我完全可以带着她的收银机跑掉。这是我的毛病：在城市生活太久了，老想到犯罪。如果我住在像托马利湾这种地方，大概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女孩带着她母亲出来了。她简直是那个女孩的翻版，只不过年龄大了许多，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她在男士衬衫外套着皮围裙，穿一条李维斯牛仔裤。妇人告诉我她叫玛莎·克莱默，我也告诉了她姓名，但没亮明侦探身份；我说自己是家谱研究员，想为旧金山的一个客户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妻子凯特的信息。

    “哦，我明白了。”她点点头。

    “周三下午我去见了贝托鲁奇先生，在和你女儿谈过之后。可惜的是他不太合作。他似乎……有点怪。”

    “形容得很贴切。”克莱默太太表示赞同。

    “我离开时他跑到院子里打了只乌鸦。用一杆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

    她微微带点嘲讽地笑笑：“有时候他会那样做。过去吓到过邻居，但现在根本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