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挣扎着从沙发靠垫坐起。“如果有一天我要送口信给你，比如说从坟墓，口信会是‘失灵保险’。”

    “从他妈的坟墓？”我笑着说。“你当真？”

    “像心跳一样认真。不，不，听我说。”他倾身向前，睁大眼睛保持清醒。“这是一个玩命的行业，老弟。我是说，不像调查局那么出生入死，但也不是花拳绣腿。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他揉揉眼睛，再度摇头。“要知道，我有两个脑，帕特里克。”

    “你是说你有两个头。艾丝美拉达会说，你今晚用错了头，这就是为什么她想一刀剁了它。”

    他冷哼一声。“不。好啦，我有两个头，当然。可是我说的是脑。我有两个脑。真的。”他用食指轻敲他的头，斜眼看我。“其中一个，正常的那个，不成问题。但另一个是我的警察脑，它从来不休息。它半夜叫醒我的另一个脑，逼我起床思索究竟什么事情让我隐隐然感觉不对劲。我说啊，我有一半案子是早上三点破的，完全因为第二脑。”

    “每天早上穿衣服一定很难。”

    “呃？”

    “我说啊，这两个脑子，”我说，“对衣服的品位会不会不同？对其他东西呢？比如食物？”

    他对我伸出中指。“我是认真的。”

    我举起一手投降。“说真格的，”我说，“我多少有点明白你在讲什么。”

    “得了。”他挥挥手，“你还太嫩，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第二脑，老弟，是乌鸦嘴。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投缘，可以交朋友、当情人等等，你希望关系能发展下去，但你的第二脑开始工作。你不想让它工作都不行。它发出警报，直觉上的，于是在你内心深处，你知道你不能信任这个人。第二脑注意到你的正常脑子不能或不愿注意的迹象。你可能要花几年才搞清楚那个迹象是什么——也许是你的朋友一讲到某个字就结结巴巴的样子，也许是你的爱人一看到钻石眼睛就亮起来，虽然她说她根本不在乎钱。也许是——谁知道？但一定有某个迹象。而且最后证明是对的。”

    “你醉了。”

    “我是醉了，但不表示我说的不是实话。听着，我只是说，万一我被做掉？”

    “是？”

    “做掉我的不会是黑帮打手或下三滥毒贩或某个我从一英里外就嗅出来的人。做掉我的一定是我信任的人，我爱的人。也许我进了棺材还信任他们。大部分的我。”他对我挤挤眼。“但我的第二脑，我发誓，是测谎器，它会叫我对这个人建立某种防护措施，不管我的其余部分愿不愿意。所以，就是它了。”他对自己点个头，靠回沙发。

    “就是什么？”

    “就是这办法。”

    “什么办法？你起码二十分钟没说过一件正经事。”

    “万一我死了，某个我亲近的人来找你，胡扯一通带了一个关于《核战爆发令》的口信，你就知道你应该宰了他们或痛扁他们或大体而言整得他们七荤八素。”他举起啤酒。“我们干杯为盟。”

    “不包括用刀片切开拇指，把两人的血混在一起之类的吧？”

    他皱眉。“跟你不必。干杯。”

    我们干杯。

    “但假如陷害你的是我怎么办，杰？”

    他看我，眯起一眼。“我猜，那我就没辙了。”他大笑。

    几年下来和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他把那个我称作“从坟墓来的口信”修改得更加完善。愚人节加了进去，作为第二个笑话，以戏弄那个或那些陷害他之后还想来跟我交朋友的人。

    机会渺茫，我总是告诉他。好比在撒哈拉沙漠埋了唯一一颗地雷，然后期待某个特定人士踩到它。一个人，一颗地雷，一个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沙漠。

    “我愿意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