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验尸官的判决，要是我们找到不同的证据，总是可以把它推到一旁去的。’还有那个儿子和女儿！‘你干嘛还待在这里？要是你拒绝了老头的求婚，那你干嘛不辞职？’辞职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放轻松，斐伊！”

    “‘你以为你可以哄哄他就算了，嗯？你以为他会忘记他向你求过婚？你不知道他没有在那份遗嘱上签名吗？’不管我走到哪里，媒体记者都拼命拍照。当时报章杂志上可怕地闹了一阵。你都没有看到吗，葛瑞？”

    “六二年十月？我不在英国，如果你记得的话。当时我在纽约看一出俗得要命的东西，叫《汤姆舅舅的宅邸》。”

    “或者当时闹得并没有我以为的大。我们总是会被我们害怕看到的东西吓坏。当时我以为我快疯了；我真的差点疯了。唯一拯救了我的理智的，如果有任何东西拯救了它的话，就是我并不上相。”

    “不上相？如果你是指——”

    “别说好话，请你别说好话！我指的就是我照相不好看。或者是，他们惯常是把拍得最差、最难看的照片登出来。然而，因为怕别人认出我，从此之后我对照相机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我毒死过半个村子的人一样。

    “我就不继续说我的大悲剧了，葛瑞。你看得出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在巴黎我告诉你说我的一位阿姨死了，留给了我非常小的一笔钱，这是真的。我母亲的娘家就姓娃朵，这位阿姨是她的姐妹。我接受遗赠的条件就是要改姓娃朵。”

    斐伊侧靠在盖着布的撞球桌旁，手指沿着桌边走。球桌上方的灯光照在她滑顺的头发上，照出她皮肤的温暖色调。她身后远处靠撞球室的西墙，有另外一部（没亮灯的）弹珠台。斐伊没朝那个方向看，而是再度望向葛瑞。

    “我当然想接受那笔遗赠。”她告诉他。“让我害怕的是用单务契约改名的公开程序。还有媒体记者！他们说他们没有恶意，但在他们认为有新闻可报道时，他们可以非常无情。我非常害怕他们会从想改名的斐伊·苏顿，联想到刚离开巴恩斯托深沙丘之屋的那个斐伊·苏顿，警方当时想——现在还是想——以谋杀罪名逮捕她。”

    “你没有杀人，你知道。既然没有实证，警方就不能伤害你。”

    “哦，谁在乎实证？能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是想法。”

    斐伊跑向他。他碰触她短暂伸出的双手，然后她又跑回球桌旁。

    “唔，显然我是过虑了。可能是那笔钱太少，吸引不了媒体的注意，或是他们根本就漏了这则新闻。没有照相机、没有闪光灯，什么都没有！我在五月出国。我遇到了你。那十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但就算在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巴黎的时候，那件事还是跟着我。是这样的，在我出国之前，迪蕊已经帮我安排了工作，当巴克里先生的秘书，开始的时间是——”

    “斐伊，你一定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你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我亲爱的。但事情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忘记它。”

    “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的！葛瑞，今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真希望我知道真相。”

    “是的，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过你，我走上车道的时候是跟在菲尔博士和艾略特先生的后面。我从后门悄悄溜进来，然后我到图书室去，想告诉巴克里先生我把他要的书拿回来了，就放在大厅的桌子上。我原先几乎可以发誓他对我一无所知。他唯一看的报纸就是《泰晤士报》或者《每日电讯报》，或许看看南安普顿《回声报》，但这些报纸他也只是偶尔瞄一眼。然而，我一开门……”

    “他不知道你的任何事！他说的那些话完全是意外，就像迪蕊说的一样。”

    “迪蕊还说了些别的。我从那里跑出来，我知道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