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查德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晚了。从牧羊人灌木区的查德家到兰柏特的巴兹尔家，一路上既漫长又无聊。这导致第二天早上，我们睡到很晚才下楼用餐。那晚我就在格兰特家过夜了，真是不好意思，起床时竟然差不多中午了。虽然很迟用餐，然而我们却一点都不着急。餐桌前的格兰特尤其显得怡然自得，我怀疑，如果搁在最上方不是一份电报的话，他不会打开那堆信件的任何一封——在现代人漫不经心的生活中，它倒是非常成功地令人感到紧迫。巴兹尔像剥蛋壳、喝红茶那样，心不在焉地打开电报。他读着电报，虽然一语不发，可是不知怎的，就是有点不对劲，让我感觉到眼前这具文风不动的躯体突然紧绷了起来，就像是松了弦的吉他又被扭紧。虽然巴兹尔一言不发地坐着，可是我知道他头脑仿佛被一桶冰水当头泼下似的一下子就清醒了。不出我的意料，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座位，重重地坐下，像踢开脚边的丧家狗一样，把电报狠狠踢开，然后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觉得怎么样？”他边说边在我面前摊开那份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

    请速至。詹姆斯精神状况危急。查德女士。

    “她是什么意思？”我停了一下，不悦地说：“这几个女人老是叨念着，可怜的老教授打出生就发疯了。”

    “你错了。”格兰特沉稳地说，“的确，明理的女人总认为好学的男人全是疯子；没错，实际上，女人认为无论哪一种男人都是疯子。不过，她们并不会把这种想法写在电报里，正如她们不会在电报里向你宣称草是绿色的、上帝是博爱的；这些事情是老生常谈，通常也是个人私下的想法。不过，查德小姐竟敢在邮局的陌生女子面前写下她弟弟脑筋有问题这件事，显然，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她才不得不这么做。她想不出其他足以让我们马上动身的方法。”

    “这招很有效。”我笑着说。

    “嗯，没错。”他答道，“这附近有个马车招呼站。”

    我们赶紧坐车，一路上经过西敏寺大桥，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最后沿着皮卡地里前行，来到亚斯毕吉路。巴兹尔一路上都没吭声，直到打开查德家的大门时，他才开始说话：

    “我的朋友，信不信由你——”他说，“这件事，无论在伦敦或在任何文明国度中，都是最古怪复杂的一项奇事。”

    “深表同情也深感敬意，可是我不大了解怎么回事。”我说，“这个魂不守舍的老家伙，总是在虚幻世界的边缘梦游着，因惊喜而发疯，有什么奇怪的呢？他的脑袋像萝卜那样难以理喻，心灵像张蜘蛛网，没有力气去面对命运突发的变化——这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简而言之，詹姆斯·查德因为兴奋过度而精神失常，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真的一点也不奇怪，”巴兹尔静静答道，“如果教授发疯了，绝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重复说，“我说的奇怪现象，并不是这件事。”

    “那么，”我跺着脚问道，“奇怪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奇怪的地方是，”巴兹尔拉着门铃说，“他并不是因为兴奋过度才发疯。”

    才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壮的查德大小姐挡在前头；另外两位小姐也各自挡在走道和小客厅前面。她们好像想要挡住什么，不给人看见。这三位小姐就像是梅特林克奇异的戏剧作品中，穿着黑衣的三位女士；她们就像是希腊悲剧中的唱诗班，不让观众目睹灾难的真相。

    “请坐下吧！”其中一位说，她的声音生硬中带着伤痛，“我想，我还是开门见山地告诉两位吧。”

    她黯然失神地望向窗户外头，以平稳而机械化的口气继续往下说：

    “我还是一五一十从头细说。今天早上，我在收拾早餐用具时，两位姐妹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便待在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