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圣玛格莉特医院附属学院而言，法医学专业——有时也称医事法律学专业——能够拥有优秀的讲师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某些学校，教这门课的通常都是在其他学科混不下去的教师。可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则大不一样：担任讲师的约翰·艾文林·桑戴克先生，不但学识渊博、热心助人，而且还是位称职的教师：讲起课来神采飞扬、激情澎湃；授课内容也丰富有趣，对于许多曾见诸于报端的著名案例，他都颇有研究；一切带有法医学意义的知识——不管是化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甚至是历史学——哪怕只是有着很细微的联系，都会被他纳入研究的范畴；至于他那些离奇古怪的亲身经历，则更是数不胜数。当他像这样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对乏味的死亡议题的研究上时，他最拿手的一种讲课方式就是，分析和评论报刊上登载的某些案例（当然了，他的讲述总是兼顾合法性与著作权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一头栽进一连串的、惊世骇俗的事件中去，让我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刚刚结束的一堂课，讨论的是有关生存者财产权的问题，内容有点枯燥。大部分学生都已离开了教室，那些留下来的则聚到讲台前，围着那位倚在桌边、手上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授课重点的桑戴克博士，聚精会神地听他以闲聊的方式随性发表的评论。

    “有关生存者财产权的问题，”他就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作着解释，“一般出现在当事人的尸体被发现，或者能够判定其死亡时间——大概能得出其死亡时间的案子里。可是如果当事人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而必须依靠旁证加以判定其死亡事实时，问题就出现了。”

    “当然了，这个时候的关键点就落在如何确定当事人是在什么时候咽气的。而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很多时候就要靠一些十分细琐且不易被发觉的线索来加以佐证。比如，像今天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就刚好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一位绅士神秘失踪了。在此之前，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是他曾拜访过的一位亲戚家的女仆。好了，假如这位绅士到此就不再露面了——不管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那么，除了要弄清楚他活着的最后时刻外，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去拜访那位亲戚的时候，身上是否佩戴了珠宝首饰？”

    他停了下来，盯着手中的粉笔，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突然，仿佛又察觉到了我们热切的好奇，继续说道：

    “可以说，这起案件十分蹊跷，甚至是异常复杂的。倘若一定要诉诸法律的话，恐怕会非常难办。这位失踪的绅士——约翰·伯林汉先生，在考古界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前不久他从埃及回到国内，并带回了一批异常珍贵的文物，还将一部分——包括一具非常贵重的木乃伊和一整套的陪葬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目前尚在展出。办理完捐赠手续后，他好像就准备到巴黎谈生意。不过在他动身前往巴黎的时候，那批陪葬品还没有运抵国门，而那具木乃伊则已经被送到了伯林汉先生的家。10月14日那天，大英博物馆的诺巴瑞博士在伯林汉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师面前对木乃伊进行了仔细地检查。这名律师已经获得授权，当那批陪葬品抵达后，他要将它们转交给大英博物馆；这样任务就算完成了。”

    “据说他在11月23日从巴黎回来，然后直接赶到了住在查令十字路的亲戚家，一位单身住在艾尔森的赫伯特先生那儿。他在下午5点20分到达那里，但此时赫伯特先生还在回家的路上，而且他要在5点45分才会到达。因此他便向仆人介绍自己，并且说他想在书房等赫伯特先生回来，顺便再写几封信。于是女仆便将他带进书房，还为他准备好了纸和笔，然后就离开了。”

    “5点45分，赫伯特先生回来了。他用弹簧锁钥匙把大门打开，女仆还没来得及向他通报说有客人，他就径直走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