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一直都不安宁，处处都充满了恶梦和阴郁。我拒绝接受露丝向我下达的“逐放令”，因为我不想在她遇难的时候离开她，我是她的朋友，至少目前还是如此。后来，她也终于认清了现实，默许了我再度自由进出她的家门，而且还对我表示感激。唉，可怜的女孩！

    事已至此，舰队街的报童们每天从早到晚不惜体力地嘶喊着这则新闻，市民们也目瞪口呆地望着惊悚的海报，一窝蜂地抢着揭露关于这件事的“骇人内幕”，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好在，罪名还未正式成立。可是两年前关于失踪事件的报道因为再度上报，而引发了一系列离谱的猜测和评论，这让我气得咬牙切齿。

    不得不承认，这段充满磨难的日子会成为我这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我想我绝对不会忘记当我偷偷瞄着街上的海报时，胸口上那股沉重悬宕的压力。不过，时间久了，在奈维尔巷巡逻的那些警察在我眼中竟也成了一种慰藉，至少表明事情还未真正爆发，尽管他们的存在对露丝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威胁。但后来，我们甚至也开始有了很有默契的眼神交流。我猜想，他们可能也在为她和我感到难过，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又觉得很无奈。

    我一有空便往伯林汉家跑，这差不多已成了我的习惯，尽管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令我心痛。我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像以往那样谈笑自如，甚至假装和奥蔓小姐拌嘴。可惜，这些都是在白费工夫。尤其是最后这个，更是失败。原本妙语连珠的奥蔓小姐，有一天突然情绪失控，伏在我胸口低声啜泣起来。没办法，后来我不得不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重新面对现实。

    老房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低迷沉闷的气氛。只见可怜的奥蔓小姐沮丧着脸，不是楼上楼下地奔忙，就是窝在房间里整理她的国会请愿书——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它的内容是主张任命女法官来处理离婚及婚姻相关的诉讼案件——可惜的是它始终躺在她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人签署过。至于伯林汉先生，他可能是因为过于愤怒和惊慌，精神越来越差了。唯一能够保持镇静的反而是露丝。她的谈吐举止没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她又恢复到了我最初所认识的露丝——恬静自持而沉默寡言，一贯的友善里带着酸涩的幽默。但即使是这样，有的时候她还是难以掩饰她的愁容以及对未知命运的挂虑。只有在我们单独相处时，她才会褪去矜持，露出甜美温柔的一面。看着她日复一日消瘦憔悴，我心如刀绞。

    那真是一段惨淡的日子，总是有各种莫名其妙、令人心惊的疑惑笼罩着我：这恐怖的一切究竟会在何时降临？警方在等待什么？他们如果采取行动，那桑戴克又会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我们已熬过了四天。就在第四天晚上，诊所里挤满了候诊的病患时，彼得送来了桑戴克写给我的信，并坚持要亲手交给我。我接过信，读了起来：

    诺巴瑞博士告诉我说他最近听他住在柏林的朋友——一位研究东方古董的权威人士海尔·立德波根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在维也纳遇见过一名研究埃及古物的英国人。可惜他已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了。不过，根据他信中的若干描述，诺巴瑞博士怀疑那人可能就是约翰·伯林汉。

    所以，我想请你今晚8点30分带着伯林汉父女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和诺巴瑞博士一起谈谈这事情。鉴于此事的重要性，希望你能不负所托。

    看完桑戴克的信，我心中不免升起了一丝希望。让我觉得眼前的困境或许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而救援也会适时到来。我马上给桑戴克写了回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露丝，告诉她这件事。我把两封信都交给了彼得，然后情绪激昂地继续我的看诊工作。所幸病患已经没剩多少，诊所业务恢复了这个时段常有的清闲，这让我不必编造虚假的借口，可以直接找个空当前去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