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六，天气晴朗，动物园里游客众多。不过，接到博登施泰因的电话，克里斯托夫·桑德尔一刻都没有耽误，半小时后就到了警察局。来到博登施泰因的办公室，桑德尔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咖啡。

    “杀害保利的凶手肯定跟动物园有着某种联系，”博登施泰因将传真递给桑德尔，“这个人可以使用动物园的车，所以，现在您和您的同事都要接受我们的调查。”

    “我们都认识保利，并且闹过不愉快，这一点是没错，”桑德尔的双手环抱在胸前，“但是，要说有人跟他有那么大的仇，要将他置于死地，并抛尸到动物园的草地上，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那您呢？您从伦敦回来的航班似乎跟您告诉我们的不太一致。您的名字在另一趟航班的旅客名单上，而这趟航班的抵达时间是八点一刻。这一点您怎么解释？”博登施泰因问。

    桑德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博登施泰因，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

    “我订的确实是早一班的机票，”他说，“而且我也打电话在线登机了。但是在去希斯罗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路上，误了机。所以我后来改签到了下一趟航班。”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却无法让人信服。

    “我就不绕弯子了，”博登施泰因说，“眼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您——作案动机、作案工具和作案时机——一个不差。再加上，您最近和基希霍夫夫人走得很近，这不免令人想到，您是在利用她警察的身份为自己打掩护。”

    桑德尔仍不为所动，面无表情。

    “不过，反过来说，这些针对您的证据也有疑点，”见桑德尔不说话，博登施泰因继续说道，“一是案发现场。如果您是凶手，要抛尸的话，绝对不会选择动物园。二是皮卡上留下的痕述。如果我是凶手，肯定会彻底清洗作案的运输工具，而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桑德尔只是扬了扬眉毛，仍不说话。博登施泰因将身子靠到椅背上，认真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对手”。

    “您是在掩护什么人吗？”博登施泰因突然问道。桑德尔显然没料到博登施泰因会来这么一句，诧异地看着他。

    “不，”桑德尔摇了摇头，“掩护别人却让自己背上嫌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比如，出于同情……”博登施泰因试探道。

    “当然不会。虽然我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但是，还不至于要为他人背黑锅。”

    “如果那个人是您家人的朋友，而同时也是基金会管委会成员的儿子呢？”博登施泰因咄咄逼人地问。

    “我知道您指的是卢卡斯。”桑德尔皱了皱眉，在心里盘算了一遍，很快排除了这种想法，“他根本没有谋杀保利的动机。相反，他很喜欢保利。”

    “您对这个年轻人有多了解呢？”博登施泰因问。

    “非常了解，”桑德尔回答，“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是这样的，我对卢卡斯并不是很了解，”博登施泰因再次把身子仰回去，试图分析眼前的这个园长，“尽管他人见人爱，但我并不是很喜欢他。他表现得太友好了，好得让人觉得那是装出来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桑德尔坐直了身子。

    “卢卡斯长得很帅，也很聪明，人人都喜欢他。我们这段时间审讯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博登施泰因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要提到呢？他跟保利或者约纳斯被杀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这两个人可都是他十分亲近的朋友。”桑德尔说。

    “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怀疑那些通常不被怀疑的人，”博登施泰因微笑着说，“我的同事基希霍夫夫人对卢卡斯十分有好感，我觉得，她对于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