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还有那些异教徒们举着的纹章，那个城市的纹章——那是红色盾底上的两只展翅乌鸦——不又正好和眼前钉死在墙上的祭品吻合了么？

    那时的经历和现在的场景之间有什么联系么？是匈牙利小姐、或者巴托里夫人、或者巴弗米特先生引领我去的么？这一切符号之间的关联究竟又有什么蕴意呢？

    我想着过去数十年间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事情——远的画面一片模糊，每一处闪现出来的片段，都好像重叠着许多不同的版本；最近的事情似乎是准确无误，却又件件都惹人心焦，其中几件就和那四位再也找不到的自杀小姐一样古怪。

    既然想到这儿，那就将它们一一写出来吧：回忆让我头疼，将这些烦心事统统用文字倒空，兴许会好一点儿。

    那位美丽的小姐不再搭理我了。从木屋回到大城市后，我去了她的宫殿三次，每次她都只让女佣转告我，说她不想见我。我问女佣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也不清楚，但她又告诉我：小姐有快一个月都没有出门了，这次似乎是十分生气。

    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太过关注于这场仪式，以至于在这一整年里，几乎都没有和她见过几次面。6月她过生日的时候，因为那件迟到的、她也并不喜欢的礼物，这位小姐就已经很不开心了——我却没有道歉，除了那个在加油站拨打的、没有人接听的电话外，也没有再跟她打任何电话：这样的行为，任哪个女人也都会生气的。女人们对年龄在意，因而也对生日投注了比男人们多得多的注意力——这样的怨气积累了一整个夏日，等到天气转凉，我从标本狐狸和魔界幻境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想要再和她和好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尽管自上次前往魔界的事件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对真相的探求，开始正视“这场仪式不可因个人之力而逆转”的事实，打算好好利用所余不多的时间，来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可身边的人、事、物却并不理睬我的转变，它们没有因为我那因消极事实而变得积极的态度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还要越来越糟。

    出版社和报纸专栏的忍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他们效仿我曾经运用过的方法，直接将我告上了法庭——各种我亲笔签过名的合约上，我的责任被限定得非常详细、清楚，而我又什么都不愿意向法官和媒体公布，加上我在法庭上回答所有问题都心不在焉，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联合控告方不愿达成庭外和解，我的官司很快就判了下来——是我败诉，需要向控方支付巨额罚金，以抵消他们在信用、名誉、金钱方面因为我的违约而造成的损失。

    起初我还并不担心，因为我还有一摞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房产，以及相应的地契：那些都是旧管家用变卖祖父遗产得来的钱买下的。我当时想着，将这些不动产廉价转售一些，就可以安然渡过此时的危机了。

    但我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原来的房契和地契——我记得以前是将它们收在一个铁盒子里的，可这个记忆中的盒子，任我将家里给翻了个遍，也都没能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眼前。看着全都一团乱的一个个房间，我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还好，我这时想到，市中心的全部产业在市政厅的管理部门都有登记。如果法院强制执行要没收财产的话，这些房子还是能起作用的。

    于是，我便打电话给负责产权登记的部门，希望他们能够给我开具一张在我名下所有不动产的清单。

    可我才刚挂下电话，他们便回拨了：因为电脑登记的资料显示，我在本市仅有两处产业——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和那位赌气小姐的别墅。

    我要求他们再查一下。但事实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查询弄错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不止是自杀的小姐们从现实中消失不见，连那些不会动的房产也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我安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