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稍微放宽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婴所里，负责照顾与看管那十个正值哺乳期的妇女与三十一个婴儿。

    阮美云应该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婴儿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当时她和我走得比较近，但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没有主动问我什么，只是皱着眉，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去了育婴所。

    反而是我主动安慰她道：“没事的，土肥长官只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资源来给予孩子。”

    阮美云没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们把各自的孩子与那三十一个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个妇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寝室。

    当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云子，我们带着孩子跑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面前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国女人，此刻目光异常坚定，似乎还有着一种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阮美云没有动，依然盯着我看。半响，我低声说道：“阮美云小姐，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及带来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说道：“对于我而言，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因为孩子的未来远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还是装作无动于衷地走到床边，伸手整理被褥，语速和平时一样，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说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则，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育婴所里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我们悉心照顾的三十三个婴儿，身高及体重，和最初来到九日研究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了，被解剖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嘴唇颤抖不止，所有斥责的说辞，在目睹松下先生那异常平静的表情后，还是没能说出口。我终于明白过来：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九日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终于决定，要好好考虑阮美云的建议……

    于是，1939年7月，我和阮美云策划劫持了一辆卡车，试图带走所有的替代品婴儿，但是事件以失败告终，我和阮美云被囚禁到了九日研究所的牢房里。三天后，我和她被捆在了手术台上。待我们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脖子以下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还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全身的刺痛，让我们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声，在九日研究所里回荡。

    每天给我们注射的止痛药里应该还混杂了其他药剂，我对于疼痛的感觉在一天天减轻。十几天之后，我和阮美云身体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痂。此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药物了。每天都有几个带着口罩的研究人员在玻璃墙外观察我们，并不时交谈。通过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我和阮美云被当成了一个叫“无菌实验”的实验品。大概内容之前我也听说过，是黄碧辉提出的一个假设：远山里应该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是远山丛林里有时能看见活物，转眼就出现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