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奸。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

    美云那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她留着短发，头发上别着一个金色发卡，穿着一套灰色长袍，这让她和身边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国女学生明显地不一样。我穿着一套刚刚量身定做好的西装，系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领带站在台下。我参加这个聚会的初衷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装，并不是为了聚会宣传的民主救国的纲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阮美云。几天后，我找到了她所选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现在所有能和她接触的场合里。

    但比较起阮美云每天所关心和思考的一切来，我又总是显得那么地卑微和可耻。美云在耐心地做着笔记，我傻傻地看着她粉嫩脖子上那块心形的黑痣发呆；美云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我在书架旁等着她身边座位上的学生早点儿离开；而美云在课余时间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在为民族的崛起发表演讲时，我却满脑子想着要如何开口约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美云恋爱了，男人是中华救国会的会长，也是我的河南老乡，叫黄碧辉。黄碧辉戴着个大大的黑边眼镜，和人交往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但上了讲台喊口号时，却有着异常的澎湃豪情。奇怪的是，我对黄碧辉没有一丝嫉妒和仇视，相反，我觉得他才值得美云去爱，才是能和美云相匹配的男人。而我在他们面前总有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是个猥琐的小人。

    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会经常出现在黄碧辉和美云身旁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我戴上了和黄碧辉一样的黑边眼镜，西装也一直压在箱底，长年穿着出国时的那套灰色长袍。我总觉得这个模样才能和美云他们走到一起。我也跃跃欲试地想要像黄碧辉那样能够在讲台上激昂地喊口号，可每每站到台上却又脸红结巴，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尽管台下黄碧辉和美云都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在德国的四年里，尽管我始终得不到我心爱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却又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最起码，那四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和美云见面。而我现在的生活呢？不过是一个良心时刻受着谴责躲在远山丛林里的可悲的人。

    1937年年初，日军不断挑衅，试图踏入中原。大家在德国看到报纸登载的新闻后都很愤怒，其实也可以说是美云和黄碧辉他们愤怒，我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些，我只是因为美云愤怒，才咬牙切齿地咒骂。当时中华救国会的很多人都哭了，包括刚到德国的那两三个新生。黄碧辉拿出了一封从南京寄过来的信，是他一个从军的亲戚写来的。信上要求黄碧辉回国从军。黄碧辉激动地给大伙读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