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兵看了我和海波哥一眼说：“但答应我一点，等会儿振振他们仨进来，不要说出我的身份。我还是当我的哑巴。”

    我和海波哥点点头，海波哥问四哥：“你刚才说黄显声黄长官被国民政府控制了，是怎么回事儿啊？张少帅那事我听其他的战俘说过，说是因为他和共军走得近。黄长官是怎么受牵连的？”

    四哥摇摇头，说：“我只是军人，不想太过问政治。国共分分合合那档子事，我辈本也管不着，但黄显声将军应该是投了共军，唉！蒋委员长到底想些啥，咱真的不能理解，国难当头，始终还要分出国共两家来。就说杨虎城将军吧，和黄显声将军一样，就是想好好地打日本，可就是因为和共军走得近，现在全家被关在重庆一个秘密机构里。这辈子看来都没机会出来了。”

    海波哥低下头来：“唉！咱这东三省啊……如果张大帅不死，绝不会落到小日本手里。少帅……少帅也是个窝囊废。当时‘九·一八’之前，黄显声长官专程去找过少帅，说鬼子可能有动静。可少帅每天抱着那杆大烟枪，根本就不当回事。”

    我来了兴趣：“海波哥，这会儿也没啥事，要不你给咱说说你们沈阳警察当年打鬼子的事听听呗。”

    海波哥叹了口气，慢慢地说起他当年在沈阳的故事来。

    1930年，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变成了警察。当时东北军上下已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张学良希望他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发生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其实张大帅没有被小鬼子炸死时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召集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了地底下。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攻打驻在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大帅这样说过。

    九·一八事变，东北的军人都说整个东三省就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臧式毅和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省长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显声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少帅报告危险，张少帅那时吸毒又加上染了伤寒，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思维和精力都不充足。回复依然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调停等等。

    臧省长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必须死守地方为理由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军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前的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五十八个县的警察队扩充成十二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之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两千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九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之中。

    海波哥当时是沈阳市区的一个警察小队长，也是因为黄显声提前一个多月的正确估计。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小鬼子川田中队袭击北营的同时，海波哥就带着下面的几十个弟兄冲到了沈阳城门口，整装待发地恭候着小鬼子对沈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