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了。它们的美好是独立于价值而存在的，不应该被无关的东西亵渎。只要它们能妥妥当当地搁在某一个地方，有人呵护有人欣赏，我就很开心了。

    “可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不能实现。这些年来，我在这圈子里接触了太多人，看到太多悲剧，每一次都让我元气大伤。曾经一位古董铺老板，有一件心爱的成化内府斗彩莲足盘，反右那年，一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积极上进，勇于批判腐朽文化，当众生生给摔碎了。这成化莲足盘全世界只有五件，留在国内的只有一件，可从那以后，一件都没了，想看就只能出国看。我在清华的一位老师，他一辈子精研瓷器，自己收藏了一百多件，个个都是精品。结果六六年破四旧，被‘西纠’抄家，红卫兵们进来叮叮咣咣，砸碎了好多，老师当场被活活气死。剩下的收藏，全被扔在不知哪里的仓库蒙尘。等到八十年代平反之后，老师的后人费尽力气才找到那些物件，然后雇了一辆卡车运回老家。结果那司机为了腾地方拉私货，利欲熏心，擅自挪动包装，在车上装了好多杂货。等拉到地方一看，那些瓷器已经被磕碰得成了一堆碎片——我当时赶到现场，也差点和老师一样被气死，大病了一场。

    “这些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周而复始。不是毁于政治，就是毁于贪婪；不是毁于无知，就是毁于自大。人的罪责，结果却要这些无辜的瓷器来承担。我从一开始的伤心到愤怒，从愤怒到绝望。在这个国家，懂得珍视的人太少了，这些精品永远都在历经劫难。战乱时渡劫，和平时还是渡劫。政治运动时渡劫，经济发展也渡劫。我去过日本的几个博物馆，有公立的，有私立的，人家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精心收藏的用心，国内几乎看不到。是！那些藏品好多都是日本人在民国时从中国掠夺走的，可不掠夺走，东西就彻底毁了、没了！所以文物应该是超越国家和时代，用一时的政治去划分所有权，根本就是错误！其他都不重要，存续才是最根本的事！”

    这是老朝奉的论调，我再熟悉不过。郑教授越说越兴奋，从一开始的畏缩愧疚，逐渐变得狂热起来。他不再依靠墙壁，站直了身子前倾，双目兴奋地张大，手臂不时挥动，好像在作演说似的。

    我相信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我之前跟郑教授喝酒时，他约略提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时候我没往心里去，以为只是老人醉后的牢骚。想不到他骨子里，居然是一个瓷器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痴者，除了瓷器，其他什么都可以不顾。

    难怪老朝奉能跟他一拍即合。

    “满口谬论！”我批评道。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忽然道：“你以为你爷爷许一城，为什么要把佛头送去日本？”

    我一怔，怎么忽然扯到佛头案去了？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自己也一直有疑惑。我爷爷当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盗宝，把性命都赔上去了，可最后佛头还是被木户有三带回了日本，这一切似乎是徒劳无功。

    郑教授道：“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就算留下玉佛头也保不住。而送去日本的话，以日本人的做事风格，一定会把佛头好好地保留下来。许一城在佛头外故意包上一层假壳，目的就是让日本人误以为是赝品，掉以轻心，他日回归中国时也容易些。

    “你看，连许一城这样的人物，都认为日本保护文物比中国更靠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惜许一城的民族主义还是中毒太深，总惦记着佛头回归中国，才多此一举搞什么包玉之术。直接留在日本，岂不是更好！”

    这个理由，无非是老朝奉的陈词滥调。我爷爷，可绝非如此浅薄之人。我攥紧了拳头，忍不住喝道：“这都是老朝奉说的吧？”

    “没错！是他点醒了我，他才是我的知音、我的梦想。”

    此时的郑教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言论里，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