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六年前联邦调查局试图揭穿他的真面目以来，德克斯特已经决定没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不仅如此，他还设立了几条防线以隐藏自己的地点和身份。

    其中一个措施是，他在纽约有一套一居室小公寓，但不在布朗克斯区——那里也许会被人认出来。他是连家具一起租赁的，每季度准时付房租，而且总是付现金。这样，不管他住不住在那里都没有引起官方的任何注意。

    他的手机只使用那种按通话次数计算话费的SIM卡。这种SIM卡他买了很多，每用一次就扔进东河里。只要打手机时是在路上，保持通话简短，并在通话结束后就扔掉SIM卡，即使是国家安全局，其技术设备能窃听通话并追溯发话源头，也无法查明这些用完就扔掉的SIM卡是什么人购买的，而且也无法向警方指明通话的地点。

    另一个手段是老式的公用电话亭。从一个话亭里拨打的号码，当然是可被追踪到的；但这种电话亭有几百万个，除非某一个或某一排特定的电话亭受到了怀疑，否则很难去窃听会话，确定发话人就是要追捕的人，追踪到发话地点，并及时把一辆警车派到那里去。

    最后，他还使用名声不好的美国邮政系统，给他的信件会寄到纽约市内离他的公寓相隔两个街区，由一个遵纪守法的韩国人经营的一家水果蔬菜商店的信箱里。一旦这份邮件或这家商店受到了怀疑或监视，这种方法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他拨打了杂志里那条启事附的手机号。他是用自己手机的一次性SIM卡拨打的，并且驾车去了很远的新泽西州农村地区。

    史蒂夫·埃德蒙毫不犹豫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用五句话说明了在他外孙身上发生的事情。复仇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美国有好几家很大的剪报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办。他选了后一个，去了它在纽约的数据库，并支付了现金。

    有许多资料可以确认史蒂夫·埃德蒙的身份，还有两篇文章介绍了几年前他的外孙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在波黑失踪的事件。这都是《加拿大星报》报道的。看来这位求助者是真实的。

    德克斯特再次打电话给那个加拿大人，并口述了他的条件：一笔数目可观的行动经费，一笔预付金，以及把季利奇成功交付美国司法机关的奖金。第三笔费用如果行动失败则免予支付。

    “这对于一个我没见过面，而且显然不会见面的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呢。你可以拿上它然后蒸发。”加拿大人说。

    “那么您，先生，可以返回去找美国政府。我假定您已经去过了。”

    电话的另一头一阵停顿。

    “好吧，我把钱汇到哪里呢？”

    德克斯特给了他一个开曼群岛的银行账号和一个纽约的邮政地址。“把钱汇到银行账户上，把其他详细资料寄到邮政地址。”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加勒比海开曼群岛的那家银行将通过其内部的电脑系统从十几个不同的账户里汇集款项，并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开立一个记贷账户。该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位荷兰公民，他可以出示一本完美的荷兰护照从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邮件寄到了布鲁克林区的韩国人水果店，由收信人阿米塔奇先生收取了。信封里装着私家侦探在一九九五年和二○○一年春天的详细报告，以及米兰·拉耶克的证词。美国各情报机关都没有向这位加拿大人出示过关于佐兰·季利奇的任何档案材料，所以他对那个人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最糟糕的是没有照片。

    德克斯特去了新闻媒体资料室，这是如今查阅最近历史的主要途径。任何引起过注意的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媒体记者去报道，一般都会拍照。但佐兰·季利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