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要起床，歪呆总会感到郁闷，但是既然家里情况如此，跑到外头倒让他觉得轻松，能让他的脑子有机会不在一件事上瞎折腾。天哪，他真希望能吸点什么。

    至少，父亲的蛮横无理让他能在这一刻抛开关于罗茜·达夫的种种想法。音乐还没有放完，歪呆已经沉沉地睡过去。

    卡雷尔·马尔基维茨像一个老人那样开着车，每到一个交叉口，总是左顾右盼，慢慢吞吞，犹豫不决。他是个只会在晴天开车的司机。平常，只要有一点点起雾和结霜的影子，车子就会待在车库里，他会走下马萨利恩路的陡峭山路，去贝诺奇乘公交车到工厂路，他在那里的一家地板厂当电工。虽然亚麻油地毡已经渐渐被淘汰，但是奈恩厂里出来的产品还是进入了数以百万家庭的厨房、浴室、门厅。从皇家空军退伍的卡雷尔·马尔基维茨也因此过上了体面生活，一直心怀感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忘了自己当初为何离开克拉科夫。没有人能从那种充满了背叛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全身而退，尤其是像他这样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就已离开的波兰犹太人更是如此，屠杀令他根本找不到一处有家的感觉的地方。

    他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他先人的家庭并不十分虔诚，因而放弃宗教信仰并不让他觉得失落。柯科迪没有犹太人——他记得刚到此处不久就有人这样告诉他。他的感觉十分清楚：“这便是我们想要的。”于是他便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甚至还在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他学会了如何在这个陌生、与世隔绝的地方找到归宿感。连他自己都惊讶，为何得知一位波兰人最近当上教皇会令他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这些年来他很少想到自己是波兰人。

    当日夜企盼的儿子终于降生时，他已年近四十。这无疑是快乐的源泉，但同时也是焦虑的开始，从此，他有了一样不能失去的东西。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度，法西斯无法染指此地，无论如何，这一点世所公认。但是德国曾经也是一片文明的国度，没有人能料到当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后会发生什么，任何一个承诺拯救众生的人都会找到他的追随者。

    最近，发生了越来越多让人害怕的事。民主阵线正暗地里发展势力，罢工让政府越来越不耐烦，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给政客们以采取高压政策的理由，那个领导托利党的娘们儿大谈移民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举国上下遍布不安定的种子。

    于是，当亚历克斯·吉尔比打电话告诉他儿子在公寓要待整晚时，卡雷尔·马尔基维茨没了主意。他要让儿子在自家的屋檐下受自己的护卫。他把自己裹得暖暖的，叮嘱妻子做上一锅汤和一包三明治。然后他穿过整个法夫郡去接儿子。

    他开着那辆老旧的沃克斯豪尔，整整花了近两个小时才跑完那艰难的三十英里。不过，当他看到西格蒙德和伙伴同住的房子里的灯光时，立即觉得如释重负。他停好车，拿起食物，向屋子走去。

    起初，没有人回应他的敲门。他小心翼翼地跑到雪地里，透过灯火通明的厨房窗户向屋里张望，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一边拍打着玻璃窗，一边喊着：“西格蒙德！开门，我是爸爸。”

    他听到一阵下楼的脚步声，接着门开了，英俊的儿子出现在门口，满脸笑容，张开双臂表示欢迎。“爸爸，”他光着脚跑到雪泥地里拥抱父亲，“我没想到你会来。”

    “亚历克斯打电话来的。我不想看到你孤单一人，所以我来接你。”卡雷尔一把搂住儿子，心头还是七上八下。爱，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蒙德盘腿坐在床上，唱盘伸手可及。他正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的座右铭，“闪耀吧，疯狂的钻石。”他刚刚摆脱了母亲在听完他汇报的一切后说的一大堆关切到令人窒息的话。刚开始，母亲的话还让他觉得舒坦，可是渐渐的，喋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