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后被送进疯人院。安妮是我的主心骨，是我的靠山。”

    听了这话，安妮拉下脸来，她把茶杯放在咖啡桌上。“乔治·贝内特，你就是个法兰绒商人。你是不是说，安妮是我的服务员，是我的留言机，是我的管家。”她边说边看着凯瑟琳笑。

    很显然，他们经常这样开玩笑。“她不得风湿病不行啊，不然我不会也待在家里帮她干活儿。”乔治加了一句。

    “我是得想点办法，”安妮一本正经地说，“否则，你会以为退休就是等死。现在，别瞎说了，跟凯瑟琳说说她想知道的事。我给你们拿些饼干，你们谈完了我再过来。”

    他们就按照这种方式开始交谈，整个二月和三月都没有中断过。凯瑟琳每天早上先把报纸上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读一遍，他们的交谈便围绕这些文章开始。每天吃过早饭，她驱车前往克罗姆福特，同时把需要通过她的采访获取更多真相的问题梳理好。

    然后，她会小心地引导乔治进入到案子当中，非常耐心地把同一类问题放到一起来问以捕捉关于天气、气味以及地形等方面的细节。她情不自禁地对乔治表示叹服，他一定要让每一个问题都准确无误。对爱丽森·卡特尔的案子，乔治的记忆精确到可以与照相机相媲美，但他说对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其他案件，他可不是记得这么清楚。“我想对爱丽森，我是有些着魔了。”几乎每一次谈话快开始时他都会这么说，“咳，我知道那是我办的第一桩大案，我决心要证明我能干得好这一行，但那也不是全部的原因。她或许和安妮有关，在就要开始调查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琢磨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孩子的身上，我会是什么感受，这个想法折磨着我，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它就那样算了。”

    “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汤姆·克拉夫心里想的是什么，但他在调查的每一个阶段都和我一样尽心尽力，他投入的时间甚至比我还多。正是因为他和哈特福德郡警署的坚持不懈，我们才找到了最关键的证据之一，霍金与用来杀害爱丽森的那把枪之间的联系。

    “你知道，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是霍金被处以绞刑之后，我再也没听他说起过，汤姆一直在巴克斯顿，但我之后搬到了德比郡。我们约了几次，想在一起喝几杯，但总是有工作脱不开身。那几年，爱丽森谋杀案还没有完全平息，他就交了份辞呈离开了。”

    “他去哪儿了？”凯瑟琳问道。有一天晚上在酒馆，她也问了皮特·格伦迪同样的问题，可他耸耸肩膀，说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汤姆·克拉夫和爱丽森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乔治知道。“他在诺森伯兰郡，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庄。他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做过几年管理员，现在和我一样，也退休了。但他一直没结婚，所以他也没有安妮这样的人让他继续保持生活的热情。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互寄贺卡，仅此而已。我想我可能是警局中唯一一个他不嫌麻烦还保持联系的人。不过，我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你。他或许想谈谈爱丽森。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不是让我开口了吗？”乔治的脸上泛起笑容。

    访谈就这样继续着。从一个方面很自然地进入到另一个方面，一个一个的清晨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从乔治家出来，凯瑟琳很快便确定了当天的安排。她中途先停在阿希伯恩路的一家饭馆，那家饭馆的午饭味道不错；饭后大约两点到家。下午及黄昏时分整理录音磁带，尽管她对逐渐掌握的大量材料非常着迷，但这项工作还是让她觉得异乎寻常的单调乏味。每半个小时，她都要打一个电话或发个电子邮件，否则她会彻底崩溃。

    工作结束后，她把方便食品热一下，这些食品是她每周去巴克斯顿的超市购物时买的。之后她就在炉边坐上一小时，翻翻她自己那家杂志社的杂志或其他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