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格兰特为丈夫倒上第二杯咖啡时，丈夫才发现第一杯已经喝完。正是妻子的这一举动，让他惊讶这些年来只要一住到旅馆里，自己总会一个劲地喝咖啡。他一边翻着手中的报纸，一边说。“终于有好消息了。沃尔芬登爵士总算身登极乐了。”

    玛丽的表情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真让人难过啊，布罗迪。”

    爵士眼也不抬一下地说：“这家伙把这个地方整得才叫人难过呢，所以他死了我一点不同情。”

    多年来的婚姻已经将玛丽·格兰特好斗性格的棱角给磨平了，而且即便她想要表达某些意见，也不会有机会。叫格兰特夫妇吃惊的是，早餐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苏珊·查尔斯顿顾不上敲门就兴冲冲地闯了进来。布罗迪的报纸落在了荷包蛋上，眼睛盯着一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的苏珊。

    “对不起。”苏珊慌张地说，“请您看看这个吧。”她把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塞给了爵士。信封正面写着名字和地址，还有“私人”和“保密”的字样，分别用粗签字笔标在了信封的上下两端。

    “到底有什么事不能等吃完早餐再说？”他一边说，一边把两根手指伸进信封，拿出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

    “就是这个。”苏珊指着那张纸说，“我看好后把它放回了信封，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格兰特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随即把纸打开了。那似乎是一张宣传一出恐怖木偶戏的广告海报。一个黑白色的木偶杂耍人正在舞台上牵引着一组包括了一具骷髅和一头山羊的木偶。这令爵士想起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的据说为希特勒所痛恨的图画。他思索着，眼光却落到了海报的底部。本应该写明演出细节的这片区域却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

    您贪婪无比的资本主义剥削经营方式即将受到惩罚。我们绑架了您的女儿和外孙。如果还想见到他们，那就按我们说的做。不要报警，像往常那样打理您的生意。我们监视着您呢，不久就会同您联系。

    “这是有人在恶作剧吗？”格兰特一边说，一边把海报甩到餐桌上，推开椅子站起来。玛丽抓过海报，仿佛被烧到手指一般又立即扔掉。

    “哦，老天哪！”她倒抽一口气说，“布罗迪？”

    “鬼把戏。”爵士说，“哪个小杂种想吓唬我们。”

    “不是。”苏珊说，“不止这些。”她捡起落在地上的信封，抖出一张宝丽来快照，一声不吭地递给了格兰特。

    爵士看到自己的独生女被绑在了一把椅子上，嘴上斜绷着一条封箱带。头发乱糟糟的，左脸颊上说不清是一团污泥还是被人打肿了。在她和镜头之间是一只带了手套的手，手里拿着前一天的《每日纪录》报。爵士双腿一软，瘫坐在了椅子上，他不停地眨着双眼，想要恢复神智。玛丽伸手向他讨照片，但爵士摇着头把照片死死地贴在胸前。“不，玛丽，不。”

    好一阵沉默之后，苏珊开口道：“您需要我做什么？”

    格兰特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心里感觉的是什么，嘴上想说的又是什么。他整个人仿佛吸了毒一样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灵与肉的疏离感。他向来能控制自己的一言一行，周围发生的事情也从不会脱离他的掌控。眼下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已许久没体验过了，因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需要我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吗？”苏珊问。

    “海报上说不要。”玛丽说，“我们不能拿卡特里奥娜和亚当的性命去冒险。”

    “去他们的吧。”格兰特用平常的语调说道，“我可不买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账。”他奋力直起身子，以破釜沉舟的意志来抵抗啮咬着内心的那份恐惧。“苏珊，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把情况告诉他，跟他讲我要他派出最没有警察样子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