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大学提交志愿书都截至十月末。比截止期限略早的时候，我按照之前的计划，向三所大学递交了申请。给父亲打了电话，听了不想听到的声音之后，就算完成了让监护人知情这一程序。从去年一月开始，东京的电话号码升为十位，“〇三”的后面还需要再加一个“三”，我是在这次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的，由此可见我给父亲打电话的频率之少。

    我旱就知道父亲的公寓里住着女人，所以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的打算。他只要帮我出学费就好，我可以—边打工—边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既然已经高中毕业，我就不能再赖在乙太郎家不走了。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乙太郎。“这样啊。”他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本以为他还要提奈绪，多少做了心理准备，但他没有提。

    “你爸爸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吧？”

    傍晚，我正在起居室哗啦哗啦翻着大学手册，奈绪说了一句。

    “我爸？为什么？”

    “自己的儿子终于从干奇怪行当的人家里搬走了呀。”炕桌上放着碟子，奈绪头也不回地剥着银杏。

    “我爸也没那么想啊。”

    “他就那么想了，一直都是。”奈绪停下手，看了我两秒，又马上继续剥起银杏。

    我无法再否认了。她的猜测没错。父亲自从搬到这里，就很瞧不起住在隔壁的乙太郎。我们家很少一家人聊天，我没有亲耳听父亲说过，但从父亲跟乙太郎打招呼的简短、说话的语气，以及看脏乱的工作车、门口的铁质广告牌的眼神，我能感受到这一点。

    啪！啪！奈绪熟练地操作钳子。

    “随我爸怎么想。本来他也从来没认真考虑过我的事，我住在哪儿，和谁一起住，他都觉得无所谓。”

    奈绪并不说话，只是有节奏地舞动着钳子。打开绣着黄色蕾丝花边的窗帘，夕阳照在榻榻米上，宛若红色涟漪般的阴影在一面浮起。我合上大学手册，沉默着眺望那个阴影。

    数日后的星期六早晨，我同往常一样穿着工作服坐上了工作车。向海边行驶了一段以后，乙太郎打方向盘转向K町方向，我坐在副驾驶席上，喝着自带的罐装可乐，想起了那个人。那人不知什么地方和纱代有些像。她总是骑白色自行车，在沿海的马路上从左往右去。

    我有种预感——没准在什么地方能遇见她。然而，预感似乎并不灵验，我和乙太郎只去两家做了检查，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上午。检查的两家中有一家的地板正遭受白蚁的侵害，那是一对老夫妇的家，他们拒绝说：“我们活不过这房子的。”另一家是一位活泼的胖太太让我们进屋检查的。没发现白蚁，在地板下倒是发现了灶马、蜈蚣之类的害虫。乙太郎劝她进行预防消毒。

    “我要和先生商量一下再说。”那位太太表示她丈夫出差了，下周才能回来。

    “出差什么的，骗人的吧？”

    过了晌午，在那个我们常去的渔港，乙太郎用打火机点着一根e烟，从鼻子里呼出浓烟。那时，我们刚吃完奈绪做的饭团。

    “停车场里没有车，对吧？那家的主人怕是去游戏厅玩弹子球吧。你想想，怎么可能开自己的车出差？！要是这家只有一台车，那就更不能用来出差了。”

    “啊……的确是啊。”

    给乙太郎当帮手的这两个月中，我也或多或少能看懂顾客的心理了。不，或许还谈不上心理，只是对方有没有付款的想法，从脸色、态度方面还是能推断出来的。在乙太郎多少有些夸张地讲述白蚁的可怕之处时，那位太太虽然态度亲切和蔼，但很明显并不感兴趣。

    “所谓的出差就是先找个托词拒绝吧。”

    “不管了，下周再去看看吧，估计还是不行。她应该会说‘我丈夫说没必要弄’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