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碑店——全是自费租住，而且离自己的工作单位越来越远。凑巧的是，北安造纸厂在二零零一年初因修路搬迁至五道口，二零零四年改制后转至方庄，同年因经营状况不佳辞退了许多员工。

    由此，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也就是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郝一直在盯着凶手。

    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郝很可能在追赶妻子的路上，看到了王纤萍遇害的一幕。事后，作为一个熟知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官，郝在悲痛之余意识到：王纤萍的死，会连累孩子——一旦失去财产继承权，他根本无力支付郝萌的心脏移植手术费，所以，他隐瞒了妻子的死亡，暂时放过了凶手，但他一定是看到了凶手的模样，至少，他知道凶手就是北安造纸厂的职工，于是他数年来频繁更换住所，一路尾随凶手——凶手应该就在零四年北安造纸厂辞退的那批人当中，并且是在零五年到高碑店地区工作的人。

    电话里郝建波的反应，证实了我的推断。

    现在该怎么办？

    再打给郝建波，已经无人接听。就凭手上这么点儿人，在今晚之前要想完成排查，难比登天。我正要举起手机考虑是不是今晚打爆郝的电话，就收到了一条内容简短的繁体中文信息：

    “北京洛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苏震。”

    名字不陌生，我在北安造纸厂的职工名单上见过。

    我一指曹伐：“集合东部队，跟我走！”

    虽然我反复叮嘱：我们只是找苏震了解一些情况，怕他有思想负担，所以务必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随便编个理由把他带到经理办公室就好。车间主任出门的时候还是一脸狐疑。无所谓，陆续赶来的增援已经封锁了工厂所有的出入口，我只是不想为抓个把人闹出太大动静而已。

    过了不到五分钟，在门口望风的曹伐回头朝我递了个眼色，跟张祺分别闪身至门的两侧。

    我示意值班经理在办公桌后坐好，转身垂首背朝着门口。

    随着推门的声音响起，身后突然一阵骚动：倒地声、搏斗声、惊呼声、手铐摩擦的金属声……“警察！别动！”

    天道酬勤。我看了看表，掏出电话通知领导：“头儿，抓到嫌疑人，是原来北安造纸厂的职工。”

    回过身，我拍拍值班经理的肩膀，同时挥手让目瞪口呆的车间主任离开。走上近前，曹伐他们把按在地上铐好的嫌疑人拽了起来：“叫什么名字？”

    老白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是他干的？”

    苏震四十开外，身材短粗，有点儿谢顶，一张脸上不是疙瘩就是坑，绝对属于月球表面——只不过现在惨白得失去了本色，看上去更像是大雪封山后的月球表面。

    我盯着他发直的双目和颤抖的身躯，只一眼，便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别给他时间在路上编瞎话。”把苏震押上警车，我叫来曹伐，“我先打个电话，你和张祺去车上把这孙子的口供拿下来。带家伙了么？带了就扔驾驶室里，省得让人说咱们刑讯。拿上笔录纸和印油，把车门和窗户都关上，让群众看见影响不好。”

    曹伐有点儿含糊：“可……要是他死扛呢？”

    我一边拨号一边不耐烦地骂道：“要你干吗吃的？干不了滚蛋！老白催咱们归队呢。我打完电话之前把口供拿下来，这案子我给你报头功；拿不下来，您请另谋高就，我这队不收废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伐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只能骂骂咧咧地摘了手表，猫腰钻进车里。老警怂都这德行，不拿鞭子抽不卖命。

    “彬，跟家吃饭呐？”

    “还没。这回又是什么事？”

    听他那戒备的口气，我笑出了声：“正好，多撑会儿。晚点儿我过去请你们小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