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标本中挑选的。帕特为其中一个起名叫理查德·施韦尔，另一个叫理查德·德里帕里。他无意绞尽脑汁为孩子起一个响亮的，或者是带有某种寓意和期冀的名字，只是随意挑选了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和两个典型的德国人姓氏而已。

    在帕特的强势教育下，施韦尔竟真的进入了哈佛大学。谁知在他正发愁无法接近法伊娜的时候，那个其时已经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已经在波士顿各大报纸刊登招租广告在等他了。不久之后，施韦尔和詹奎斯一起成为了法伊娜的房客。两个人在课余时间总是坐在白色小楼三层的屋顶平台上讨论学术问题，也偶尔听听法伊娜缓慢弹奏那首千篇一律的《西班牙随想》。

    让帕特再次意想不到的是，施韦尔是个很有自己思想的人，即使受到“父亲”十几二十年的熏染。施韦尔自从进入哈佛校门的那一天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全新的世界。施韦尔对自己一直以来被强行灌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并没有按照帕特的部署去打探阿代尔标本的下落，而是渐渐疏远了和“父亲”以及德里帕里的联系。这让帕特十分恼火，他如何能够容忍第二次背叛？他的计划俨然又要失利，于是他把德里帕里送到波士顿去把施韦尔换回来。德里帕里小的时候看起来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他就是当时那个淘气吃掉纳粹党徽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帕特没有一开始就派他去波士顿的原因。然而，德里帕里在小的时候吃掉了纳粹党徽，也许将纳粹的残暴也吃进了自己的思想里。他来到波士顿的第三天就勒死了施韦尔，并把他藏进波士顿儿童医院正在浇筑的水泥墙中。这让帕特大喜过望却也有些担心。他完全没想到德里帕里办事竟然如此地果断和凶狠，甚至在自己之上。但不管怎样，施韦尔已不可能泄露他的计划，德里帕里也摇身一变成为施韦尔，住进了法伊娜的房子。

    面对着施韦尔和詹奎斯这两个房客，法伊娜一直没办法查明究竟哪一个是帕特派来的潜伏者。这让她很困惑。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施韦尔对找到阿代尔的下落并无兴趣。他整日忙于学业、与詹奎斯探讨学术问题、组建哈佛神经医学俱乐部，法伊娜如何能看出施韦尔与帕特有半点儿联系？直到德里帕里杀死施韦尔之后的一段时间，法伊娜才隐隐发现了一些端倪。虽然两个人在外形上如出一辙，而且德里帕里在尽力模仿施韦尔，但他们毕竟在行为举止、身形外貌上会有极其细微的不同。敏锐的法伊娜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但是却想不出这背后的逻辑和阴谋。她能做的只是保持一贯的冷淡，同时开始更多地留意施韦尔的一举一动。她每天仍慢悠悠地收听广播，打扫房间，做些饭食，弹奏钢琴，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老房东一样。但她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法伊娜清楚地知道，只要阿代尔的标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就会有人来寻找它。但是她没有毁掉它的权力。她的父亲和奶奶都不会允许她这么做。她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一个不能出任何纰漏的计划。阿代尔的标本一定要转移给一个可靠的人，同时她还需要有另外一个人能在若干年后重新找到它，并将阿代尔的脑细胞加以善用。这个计划本来在几十年前帮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德凌克教授往西班牙运送“铁肺”的那一晚就准备实施的。虽然最后因帕特的跟踪而搁浅，但是远在西班牙的高斯坦还是可以信任的。

    在西班牙，法伊娜处理掉了偷带过去的假的阿代尔标本。经德凌克教授介绍，法伊娜与小她几岁的格里戈·高斯坦成为了很好的玩伴。格里戈的父亲詹姆斯·高斯坦教授是德凌克教授在哈佛的同学，毕业后来到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任教。与德凌克一样，也是为人非常正直的学者。从西班牙回到美国，法伊娜一直与高斯坦一家保持着书信来往。

    一九九七年，法伊娜协助联邦调查局侦探调查了一宗波士顿儿童医院藏尸案。她凭借与生俱来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