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实。你们从起重机司机身上采集的试样明显也有同样的碎片。”马库斯医生紧盯着费尔丁。

    “而所谓的交叉污染要怎么解释？”斯卡佩塔问。

    马库斯医生举起双手夸张地慢耸肩膀。“你来告诉我。”

    “我不懂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她回答，“我们换过手套，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回头再对基莉·伯森的遗体做试样采集。就算做了也是徒劳，因为她早已经清洗过，验尸、棉签采集试样、再清洗，被放在尸袋中两星期后才再度验尸。”

    “你当然不会再次对她进行棉签采集试样，”马库斯医生的口气甚是目中无人，“但是我假设你是还没完成惠特比先生的验尸工作，也许检查完小女孩伯森后又回头去检查他。”

    “我完成了对惠特比先生的试样采集，再继续小女孩基莉的相关工作，”费尔丁说，“但没有对她进行棉签试样采集。所以很清楚，她身上不可能留下任何可能被移转到他或其他人身上的证物。”

    “这不该由我来解释，”马库斯医生下结论，“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确实有事情发生。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因为可以确定的是，这件案子一旦进了法院，律师们不会放过这一点。”

    “基莉案会上法院，”特别探员韦伯说，好像确定这是事实，而且她个人与十四岁受害者有关，“也许是实验室搞混了，”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有些样本标示错误或者样本之间相互污染，两者的分析是同一位刑事鉴定学家所做？”

    “埃思，我想他就叫这名字，两者都是他做的。”马库斯医生回答，“他做了或正在做微物证据分析，但是没有分析头发。”

    “你两次提到了头发，什么头发？”斯卡佩塔问道，“现在你才告诉我有头发。”

    “在基莉·伯森案现场发现的几根头发，”他说，“我想是在床单上。”

    “希望它不是起重机驾驶员的头发，”马里诺评论道，“或者，也许你希望它是。他杀了小女孩后受不了良心谴责，结果用起重机碾过自己，案子真相大白。”

    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好笑。

    “我曾要求对她的床单做纤毛呼吸道上皮检验。”斯卡佩塔对费尔丁说。

    “枕头套，”他说，“检验结果呈阳性。”

    她应该要松口气。生物学上的证据表明基莉死于机械性窒息，但这一事实让她感到沉痛。“可怕的死亡方式，”她说，“非常可怕。”

    “抱歉，”特别探员韦伯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孩子是被谋杀的，”马里诺回答，“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你还错过了什么。”

    “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非得忍受这些。”她对马库斯医生说。

    “嗬，她的确得忍受，”马里诺对他说，“除非你自己动手把我从房间移走，否则我就是要坐在这儿，说任何想说的话。”

    “既然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话，”斯卡佩塔对特别探员说，“我想直接从你口中听到FBI介入基莉·伯森案的原因。”

    “非常简单。里士满警方请我们协助。”特别探员韦伯说道。

    “为什么？”

    “我认为你应该问他们。”

    “我是在问你，”斯卡佩塔对她说，“有的人得毫无隐瞒，否则我就走出这办公室，再也不回来。”

    “没那么容易。”马库斯医生厚眼皮下的眼睛盯着她看了好久，让她联想到蜥蜴。“你早已介入，检查了起重机驾驶员，现在我们的证据有可能交叉污染，恐怕没法说走就走，决定权已经不在你身上。”

    “这简直是狗屁。”费尔丁又开始嘀咕，低着头细看他放在大腿上有鱗屑斑斑的破皮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