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些什么。

    “经过餐厅，”我打断她，“因为我的枪放在那里。昨晚早些时候我把枪放在餐桌上了。我承认，那不是放枪的好地方。”我思绪凌乱，像是受着严重的时差困扰，“我按下警报器，然后带着那把格洛克手枪跑出大门。可是我在冰上滑了一跤，撞伤了手肘，没法单手拉动枪的滑套。”

    她把这些也记了下来。我说来说去都是同样的话，倘若再说一遍很可能陷入歇斯底里，那样子还不曾有任何警察见过。

    “你没有开枪？”她抬头望着我，舔了下嘴唇。

    “我无法扣扳机。”

    “连试都没试？”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试是什么意思，我根本扣不动扳机。”

    “但是你试过？”

    “你需要个翻译还是怎么了？”马里诺忽然说。他盯着卡洛韦，眼神中的警告意味让我想起激光枪的红色光点。“那把枪的扳机没有扣动，她没开枪，懂了吗？”他不紧不慢却粗鲁地重复道。“你的弹匣里有几颗子弹？”接着他问我，“十八颗？那是把格洛克十七，弹匣可装十八颗，弹膛里一颗，对吧？”

    “我不知道，”我回答，“大概不到十八颗，肯定不到。弹厘上的弹簧很紧，很难容纳那么多。”

    “好，那你应该记得上一次开枪是在什么时候吧？”他又问我。

    “应该是在射击场，有几个月了。”

    “你去过射击场后总习惯把枪清理干净，对吧，医生。”

    这是陈述，而非询问，因为马里诺熟知我的习惯。

    “是的。”我站在卧室中央，猛眨眼睛。头痛得很，灯光又那么刺眼。

    “你看过那把枪了吗，卡洛韦？我是说，你检查过了，对吧？”他再度用激光枪光点般的眼神盯着她，“结果呢？”他朝她一挥手，仿佛她是个讨厌的家伙，“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她犹豫着。我感觉她似乎不乐意在我面前提及案情，马里诺的问题有如陡然凝结的湿气悬在半空。我又挑了两条裙子，一深蓝一灰色，搭在椅背上。

    “弹匣里有十四颗子弹，”卡洛韦以冷硬的军人语调向他报告，“弹膛里没有子弹，扳机没扣上，枪看起来很干净。”

    “哎哟哟，这么说扳机没扣动，她也没开枪。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三个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前讲故事——我们是就这样兜圈子呢，还是到此为止？”他大汗淋漓，体味随着体温袅袅蒸发。

    “说真的，我实在没什么好补充的了。”我说，忽然想哭，忽然冷得颤抖，并再次嗅到了尚多内浓烈的体臭。

    “那你为什么会在家里放那只罐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从停尸间拿回来的，是吗？”卡洛韦调整姿势，将马里诺逐出视线。

    “福尔马林。浓度为百分之十的甲醛稀释液，俗称福尔马林。”我说，“没错，是停尸间用来保存组织的，例如器官组织切片。这次是皮肤切片。”我把这种腐蚀性化学药剂泼进一个人的眼睛，让他受了重创，或许永远成了盲人。我想象他被捆绑在弗吉尼亚医学院九楼的病床上。我逃过一劫，却丝毫不觉开心，有的只是沮丧。

    “这么说你把人体组织放在家里。皮肤切片，有文身吗？港口那具无名男尸的？集装箱里发现的那具？”卡洛韦的说话声、笔的沙沙声和纸张翻动的声响让我想起那些记者。“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不过你为什么会把那种东西摆在家里？”

    我开始解释我们为那具在港口发现的尸体进行身份确认时遇到了困难，除了一处文身之外再无其他凭据。于是上星期我开车去了彼得斯堡，请一位文身高手看了那处刺青，然后直接回了家。直到昨晚，我屋里仍放着那只装有皮肤切片的罐子。“通常我家里不会出现这类东西。”我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