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安娜家已近凌晨三点，屋里一片漆黑寂静。她很体贴地在走廊上以及厨房的水晶酒杯和格兰杰威士忌酒瓶旁边分别留了盏灯亮着，好让我需要时喝一点舒缓情绪。但此刻我只能心领了。我暗暗希望安娜还醒着，故意窸窸窣窣地摸索着，盼着她会晃进来，在我身边坐下。最近我不知怎的对心理分析谈话上了瘾，尽管眼下我理当希望自己从来没和她谈过才对。我走向客房，边想着移情作用，怀疑我是否把这用在安娜身上了。也许我只是有点孤单落寞，因为今天是圣诞节，而我却忙了一整天的犯罪调查工作，包括我作为嫌疑人的案子在内，这之后还拖着一身疲惫跑到别人家来。

    安娜在我床上留了封信。我拿起那个雅致的浅黄色信封，从重量和厚度可以想见信写得有多长。我把脱下的衣服留在浴室地板上，想着过去二十小时当中去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不知让布料沾上了何等可怕的臭味。直到走出淋浴间，我才闻到那堆衣服散发着汽车旅馆的火灾焦臭。我把衣服用毛巾卷起来搁在一边等着送洗。我穿着安娜的厚睡袍上床，再度拿起那封信，心又一紧。我打开信封，展开六张印有水印的信纸开始看，同时叮嘱自己别看得太快。安娜写得从容，毫无赘言，显然也希望我能细读。

    我是在战争中成长的，明白真相不尽然是正确、美善或最好的。当纳粹党卫军上门调查家中是否藏有犹太人，你就算真的藏了，也不会吐露实情。当党卫军骷髅师占据我在奥地利的家园时，我无法说真话，说我有多恨他们。当那名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党卫军指挥官一连几夜来到我床前，问我是否喜欢和他亲热时，我没有说真话。

    他常说些猥亵的笑话，在我耳边吹气，模仿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的叫声。我只能大笑，因为我害怕。有时候他会在集中营喝得烂醉回来。有一次他吹嘘，他随党卫军在邻近的郎格斯坦的猎捕行动中杀了一名十二岁的村童。后来我知道这并非事实，凶手其实是林茨的盖世太保头子。可是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话，我的恐惧难以言喻。我也是个平民孩子。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一九四五年这名指挥官死于古森，尸体被公开示众了很多天。我看见了，朝他吐口水。这才是我的真实感受——直到此刻才能说出来！）

    因此，真相不是绝对的，它和时机有关，和是否安全有关。真相是，有些人身为犹太人却拥有特权，无须隐瞒身份，因为他们非常富有。真相足以伤人。因此一味坦诚不见得是聪明或有益之举。身为心理专家却说出这种话，很奇怪吧？我这样劝你是有原因的，凯。看完这封信以后，你必须把它销毁，并且矢口否认看过。我了解你，即使是这样的小秘密都会令你寝食难安。如果有人问起，你绝对不能透露我告诉你的这一切。

    一旦有人发现我的家庭曾经给纳粹党卫军提供食宿，我在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纵使内心再不情愿，生活却还是要继续。此外，倘若他人发现你的挚友是纳粹支持者——到时我一定会被冠以这个罪名——你也会受到很大伤害。这称呼是多么令人不堪，因为我是这么恨他们。我是个犹太人，父亲极有洞见，看透了希特勒的行为。三十年代末期，他便运用自己的财富以及在银行和政界的关系，给全家人变造了新身份。他把我们的姓改成了泽纳，并且在我少不谙事的时候便举家从波兰迁移到了奥地利。

    因而可以说，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活在谎言当中，也许这也可以让你多少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必须极力避免在诉讼程序中接受询问。好了，凯，我写这封长信的真正目的不是谈我自己。我终于要告诉你关于本顿的事了。

    相信你并不知道，本顿一度是我的病人。大约三年前，他到办公室来找我。他非常抑郁，有太多工作上的困境无法向人诉说，包括你在内。他说，在调查局的工作生涯让他见识了太多穷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