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接获恐吓电话、信件以及其他可疑物品的事，还有，这个寄信人和谋杀苏珊·普雷斯的凶手之间很可能有某种关联？”

    “原来如此。”她这么回应。

    “原来如此？什么意思？”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她回答，“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她那份档案的事。我对她说本顿可能曾把那些信拿去做过指纹鉴定。我很好奇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结果又怎样。她说她不清楚，又说我们应该把可能获得的指纹输入自动化指纹比对系统进行分析。“信封上有邮票，”我说，“他没取下；要是预备做DNA分析的话，他应该会撕下来才对。”

    近几年来，由于PCR技术的发展，DNA鉴定变得便利精准得多。我们可以对贴邮票的人的唾液进行DNA分析。我不确定那时候嘉莉是否知道，舔邮票也会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我知道，要是当初本顿把这些信拿给我看，我一定会建议他把邮票拿去做DNA鉴定。或许我们会有所斩获，或许他就不会死了。

    “当时很多人，包括部分执法人员在内，都还没听闻这种技术，”博格还在谈邮票的事，“现在的警察却好像只会从咖啡杯、擦过汗的毛巾、舒洁餐巾纸和烟蒂下手。真有意思。”

    我灵光一闪。她这话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老案子。根据伯明翰的全英DNA档案库比对结果，有个人被当作偷窃嫌疑人起诉。他的律师要求重新鉴定在犯罪现场发现的DNA，这回用了十个基因座（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而不是以往习惯采用的六个。基因座，或者说等位基因，是指在基因图谱上的DNA序列。有些等位基因比较相似，因此它们的差异越大，参考的位置越多，比对的结果也就越精确。这并不是说比对双方能够完全一致，而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几率，以此判断嫌疑人是否就是凶手。在英国的这个案例中，经过附加基因座的再次比对之后，这名嫌疑人被证明清白。这种误配的发生几率只有三千七百万分之一，却也不可避免。

    “苏珊案的DNA鉴定中，有没有采用StR比对？”

    StR是最新的DNA分析技术，指利用PCR技术扩增DNA序列，然后观察当中极具特性的名为“短串联重复序列”的重复碱基对。目前的StR分析技术基本上需要至少十三个DNA探针或基因座作为比对基准，以求达到高度精准。

    “我知道我们的化验室相当先进，”博格说，“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已经应用了很多年。”

    “现在的化验室大都采用PCR技术，取代了传统的RFLP技术。PCR技术非常可靠，不过很耗时。”我说，“一九九七年，用于比对的DNA探针或基因座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比对结果。在最初的筛检采样中，这一数量不会是十、十三或十五，因为很昂贵。比如拿苏珊·普雷斯案来说，如果只做了四个基因座的比对，那么结果很可能会产生误差。但愿纽约法医办公室的冷藏室里还保存着筛取检体。”

    “什么样的误差？”

    “比如我们检验的是手足、兄弟的DNA，其中一个留下精液，另一个留下的是头发和唾液。”

    “可是你们分析过托马斯的DNA了，对吧？和让-巴蒂斯特的很像，但并不一样吧？”很难相信，博格激动起来了。

    “几天前我们也进行了比对，用了十三个而不是四或六个基因座，”我说，“结果发现相同的等位基因很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总之，用越多的基因座进行比对，才越可能获得差异。对封闭的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想想看，尚多内家族，那群人已经在圣路易岛居住了几百年，大概算是个封闭的族群吧。说不定亲族通婚，甚至近亲——表兄妹通婚，这或许也是造成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先天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