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决定留下来，陪被人称作“早餐男孩”的埃格尔斯顿和哈姆在现场进行我认为没必要进行的拉线工作。我独自开车回家。树木和草坪全罩上了一层白霜，我暗暗祈祷着千万别停电，但最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把车驶入小区，发现四周黑暗寂静，在岗哨亭值班的警卫丽塔似乎正在举行降灵大会。

    “别告诉我。”我对她说。

    她走出岗哨亭，拉了拉制服夹克，裹紧身体。烛光在玻璃窗里跳动着。

    “大约九点半就停电了，”她摇了摇头说，“这座城市只剩冰霜了。”

    左邻右舍都是一片漆黑，好像正值战争期间。天空云层密布，月亮不见踪影。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车道，走上门前结冰的石阶时又差点滑倒。我攀住栏杆，费力地翻出钥匙开了门。由于有备用电池，我的防盗系统仍然开着，但只能维持十二小时。冰霜造成的停电通常会持续好几天。

    我输入密码，重新设定警铃。我得洗个澡。这种时候我绝不可能跑去车库，脱下衣服放进洗衣机，而一想到得赤裸着穿过漆黑的屋子跳进漆黑的浴缸，我不禁头皮发麻。除了薄冰偶尔发出的脆裂声，四周一片死寂。

    我找出家里所有的蜡烛，在屋内各个角落都点上几根，接着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燃起炉火。屋子成了黑暗的容器，唯有细小木柴燃起的火焰闪烁跳动，投射出斑驳光影。至少电话是正常的，当然答录机暂时无法工作了。

    我无法安静坐着，到卧室脱去衣服，用毛巾擦拭身体，然后换上睡袍和拖鞋，一边琢磨着还能做点什么，因为我一刻都不容许自己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我想也许露西给我留言了，只是自己目前无法接听。我尝试写信，又全部揉掉扔进炉火，望着那些纸张逐渐焦黄直至化作灰烬。碎冰咔咔作响，屋里越来越冷。

    温度持续地缓缓下降，时间悠悠溜走，不觉已是寂静的凌晨。我努力入睡，可实在太冷，而我又始终心绪不宁。我想到露西，想到本顿，思绪又跳到不久前经历的可怖现场。我看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女人被拖过地板，猫头鹰的眼睛从腐烂尸体上瞪着这个世界。我辗转反侧，露西始终没来电话。

    我望着窗外黝黑的后院，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紧张。呼吸在窗玻璃上蒙上一层水雾，半睡半醒中，雨夹雪的沙沙声变成了织针穿梭的声响。我看到远在迈阿密的垂死父亲，看到母亲在他身边织着毛衣，在贫寒交迫中没完没了地织着。街上没有一辆车。我给岗哨亭里的丽塔拨了电话，无人接听。

    直到凌晨三点，我的眼皮才渐渐沉重。树枝裂开的声音有如枪响，远处的火车沿河岸缓缓行驶，苍凉而凄厉的汽笛声不时响起，轰隆的金属撞击声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裹紧羽绒被，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当第一抹天光蹿出地平线，终于来电了。几分钟后，马里诺打来电话。

    “你希望我几点钟去接你？”他问，由于刚睡醒而声音沙哑。

    “接我做什么？”我睡眼惺忪地走进厨房去煮咖啡。

    “工作啊。”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往窗外看了吗，医生？”他问，“你困在那个集中营里，哪里都去不成。”

    “我告诉过你别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走到窗边打开百叶窗。街头所有行道树和灌木丛仿佛都覆盖着一层冰糖和白霜，草地宛如厚厚的地毯，利齿般的细长冰柱垂在屋檐下。我的车的确寸步难行。

    “哦，”我说，“我的确需要搭个便车。”

    马里诺那装系着粗防滑链的大卡车疾驶过里士满的街道，一个小时后便带我到了办公室。停车场里没有一辆车。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向大楼，曾几次差点滑倒，因为人行道成了冰面，我们是头一个向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