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像一台音量巨大的收音机那样吼道，“我受够了。我讨厌别人乱翻我的东西。这些法国人以为自己是谁？这是他们的习俗吗？客人一住进高级酒店就来翻行李？”

    “不，法国没这种习俗。”我说。

    “那就是国际刑警干的。”

    “稍后我再打给你。”

    桌子中央摆着果篮和一瓶葡萄酒。我切了一颗血橙，斟了杯美乐红酒，拉开厚重的窗帘望向窗外，身着晚礼服的人们正坐上高级轿车，街道对面古老歌剧院上的镀金雕像向神祇炫耀着辉煌的人体之美，一根根烟囱竖立在连绵数英里的屋顶上，仿如田野里黝黑的麦茬。我感觉焦躁、孤独，感觉受到了侵扰。

    我从容地洗了个澡，很想今晚就这么甩掉马里诺，可礼节占了上风。马里诺从没来过欧洲，当然也没到过巴黎，更重要的是，我不放心留下他一个人。我拨了他房间里的电话，问他是否要简单吃点晚餐。我提醒他巴黎不是以比萨闻名的城市，可他毫不理会，硬是点了比萨，而且到我的小冰箱里翻找啤酒。我点了带壳牡蛎，然后把灯光调暗，经过这一整天我的眼睛已不堪重负。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晚餐送来后他说，“我不想提，医生，但我实在无法摆脱那种古怪的感觉，怪得要命。我是说，”他咬了口比萨，“我在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不会也在你脑中飘来飘去，就像飞碟一样。”

    我放下餐叉。窗外灯火通明，即使屋内光线昏暗，我仍然可以清楚看到他害怕的神情。我礼貌地回应。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着拿起酒杯。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仔细想想。”

    我不想听。

    “你瞧，先是一位美国参议员带了封信给你，而这位参议员正好是司法委员会主席，对联邦执法机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他对特情局、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种种内幕了如指掌。”

    我心中鸣起了警笛。

    “你得承认，罗德参议员刚把本顿的信带给你，不久后我们就忽然被国际刑警找来，时机未免太凑巧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我打断他，胃部一阵阵抽紧，心脏剧烈跳动着。

    “你必须听我说，医生，”他接着说，“本顿在信里要你别再难过，说一切都会好转，而且知道你会来这里——”

    “别说了！”我尖叫着把餐巾甩在桌上，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

    “你必须面对现实，”马里诺也激动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是说，要是那封信并不是几年前写好的呢？也许是最近才写的……”

    “你竟然会这么说！”我叫道，泪水涌上眼睛。

    我推开椅子猛地站了起来。

    “出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接受你那该死的飞碟理论。你想怎样？逼我再一次经历那些痛苦吗？让我在努力接受残酷现实的同时还残存一丝希望？给我滚出去！”

    马里诺将椅子向后一推，在椅子倒下时及时跳到了一边。他抓起桌上那包香烟。

    “要是他还活着呢？”他也提高了音量，“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好去执行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调查局、国际刑警甚至太空总署相关的某项秘密任务？”

    我抓紧酒杯，双手不停颤抖，杯中的酒洒了出来。我整个人仿佛又一次被撕得四分五裂。马里诺在房里踱步，一个劲地弹着手中的香烟。

    “你根本无法确定，”他又说，“你只看见发臭的火堆里烧焦的骨头和一块很像他戴的那种百年灵手表。可这能证明什么？”

    “你这浑蛋！”我吼道，“你这该死的浑蛋！唯恐我受的折磨还不够，还在那里——”

    “受折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