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报纸和备忘录。她拿起电话拨了分机，要人送咖啡进来。

    “请尽量放松一点。我把东西挪开些，可实在没地方摆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的办公桌前。

    “我在日内瓦时感觉格格不入，”她说着关上房门，思绪显然回到了那段记忆，“部分因为法国的制度。这里的法医病理医生是完全孤立的，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上的事，有时这也并非坏事，因为我喜欢独立工作。”

    她点了根香烟。

    “我负责检查伤口，案情则由警方书写，只要他们愿意。如果案件重大，我就直接找法官讨论，结果也许能如我所愿，也许不能。有时我会提出疑问，但没有实验室会进行证物检验，你明白吗？”

    “这么看来，”我说，“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死因。”

    她点点头。“每个案子都一样，我只是依法官授权确认死因，仅此而已。”

    “你并不参与调查。”

    “不是你采用的方式，也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她说着吐出一阵烟雾，“要知道，法国式正义的问题在于，法官是不受约束的。我只能向那位指派我的法官直接呈报，而只有司法部长有权把某个法官的案子移交给其他法官。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根本无能为力。法官可以任意处置我的报告。如果我说某件案子是谋杀，而他不同意，我也毫无办法。这不是我的职责。法律规定如此。”

    “他可以随意修改你的报告？”我诧异地问。

    “当然。我完全是孤军奋战。我猜你也一样吧。”

    我不愿去想自己有多么孤单。

    “我非常清楚，要是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话题，后果一定不妙，尤其对你——”我刚开口她便抬手制止了我。房门开了，那位为我带路的年轻女子端来了咖啡、奶精和糖。史雯医生向她道谢并且说了些我听不懂的法语。女子点了点头，然后静静离开，顺手关上了房门。

    “我请她替我挡掉所有电话。”史雯医生解释道，“我必须事先让你明白，指派我的那位法官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可他遭受了一些压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来自比司法部长更有权势的人。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几起案子全都没有实验室参与，所以才派你前来。”

    “派我前来？我以为是你把我找来的。”

    “你的咖啡要加什么？”史雯医生问。

    “谁告诉你我是被派来的？”

    “当然，你是被派来分享我的秘密的，而我也非常乐意与你分享。要加糖和奶精吗？”

    “黑咖啡。”

    “里士满那名女子遇害时，有人告诉我，只要我愿意和你谈，他们就派你过来。”

    “这么说，并不是你主动要求我来的？”

    “我不可能提出这种请求，因为我从不认为这种请求会获得许可。”

    我想起私人飞机、协和客机和其他一切。

    “能给我一根烟吗？”我说。

    “抱歉没有问你。我不知道你也抽烟。”

    “我不抽，这只是过渡时期。大概持续一年了。一般情况下我不抽烟。你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吗？”

    “某个影响力足够大、能将你立刻派往此地的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我想到了罗德参议员。

    “狼人犯下的案子把我累坏了，已经有八名女子遇害了。”她说着垂下眼睑，眼神茫然而充满痛楚。

    “我能做些什么呢，史雯医生？”

    “没有证据显示她们遭到强暴，”她说，“也没有鸡奸现象。我采集了咬痕部位的唾液。这些齿痕非常奇怪，没有臼齿的痕迹，咬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