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被雨滴重砸在屋顶上的沉闷声音和响个不停的闹铃声吵醒。在不必工作的假日现在尚早，我忽然意识到昨晚过后便已进入十一月。冬天不远了，又一年悄然消逝。我打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天色。玫瑰瓣瓣凋落，河水高涨，在黑黝黝的岩石四周涌动。

    我对马里诺感到抱歉。昨晚我很没耐性，甚至没招待他喝杯啤酒就让他回去了，但我又不想和他谈论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我离了婚，本顿·韦斯利的妻子则弃他而去，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我们原本就有一段恋情，所以干脆结婚算了。我也曾朝这方向努力。去年冬天，我和韦斯利一起滑雪、潜水，一起购物、下厨、同进同出，甚至在我院子里种花，但我们实在无法融洽相处。

    事实上，我不喜欢他待在我的屋子里，与我不喜欢马里诺坐我的椅子是同样的道理。每当韦斯利移动某样家具或把餐盘和银器放错碗橱或抽屉，我总是暗自生气，而这点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困惑。他尚未离婚时我就从不认为我们的交往是正确的，可那时我们有许多乐趣，尤其是床第之欢。我无法体会到某些爱侣间应有的感觉，并害怕这种挫败暴露出自己都不忍面对的某项特质。

    我开车到办公室，一路上暴雨如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车顶，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使劲摆动。刚到七点，车辆稀少。迷蒙水雾中，里士满市中心的天际线渐渐浮现。我想起那张照片，脑海中浮现出电脑屏幕由上往下展开的画面，不禁浑身哆嗦，手臂顿时汗毛倒竖。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忽然意识到发送照片的也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

    我在第七街出口转弯，绕过休柯坡商店街。碎石路面湿漉漉的，路边时髦的餐厅此时仍一片昏暗。我行经空荡荡的停车场，转进位于四层灰泥建筑后方的停车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醒目地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牌的车位上竟停着一辆电视新闻转播车。那些记者知道，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总会找到我。

    我就近停下，挥手示意他们把车移开。这时转播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雨衣的摄影师跳了出来，挡在我前面，另一名记者拿着麦克风跟在后面。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占了我的车位。”

    他们毫不在意，此时又有一人举着镁光灯下了车。我呆坐在车里，气得浑身僵硬。记者挡住我的车门，将麦克风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认为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声问，摄像机亮起，灯光灼灼。

    “把车子挪走。”我直直瞪着她和摄像机，语气冰冷强硬。

    “你们又发现了一具残骸，是吗？”她又把麦克风凑近些，雨水顺着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们把转播车开走。”我的口气像个即将宣判蔑视法庭罪行的法官，“你们侵犯了我的权益。”

    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从各种角度取景，刺眼的灯光闪个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抽走了麦克风。我摇着变速杆开始倒车，一群人仓皇退让，闪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轮胎一阵打滑，我在转播车后面停车，将它夹在我的奔驰和大楼之间。

    “等一下！”

    “喂！你不能这样！”

    下车时我看见他们脸色发青。我没有打伞，直接跑进大门，然后上锁。

    “喂！”抗议声在持续，“我们的车出不来了！”

    大楼入口处停着那辆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务车，车身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开另一道门踏进走廊，一边环顾四周，看有谁在。白色瓷砖墙壁洁净无瑕，空气中充满工业用强力杀菌剂的浓重气味。我走向停尸间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