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说，同时整理被温格沾血的手套弄脏的文件，“肤色苍白。乳房小，萎缩，有皱纹。腹部皮肤有皱褶，显示出体重减轻的迹象……”

    “斯卡佩塔医生？”温格在门口探头说，“哦，抱歉。”察觉到我在作口述录音，他赶紧致歉，“大概现在不是时候。”

    “进来吧，”我疲倦地笑道，“把门关上好吗？”

    他进门后把我和罗丝办公室之间的门关上，然后不安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的桌边，久久无法直视我的眼睛。

    “在你开口前，先听我说。”我坚定但温和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了，在我眼里你的一切都不是秘密。我不打算作任何评断，我不想给人贴标签。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好人和坏人。但我有些担心，你的行为倾向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眼里充满泪水。

    “如果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接着说，“你就得坦白告诉我。也许你不该留在停尸间工作，至少不该接触某些受害者的尸体。”

    “我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他声音颤抖，开始哭泣。

    我让他哭了一阵，他用双臂遮着脸，好像无法忍受任何人看见他。他肩膀颤抖，涕泪横流，沾湿了绿色的工作服。我拿起一盒面巾纸，向他走去。

    “给，”我把面巾纸推到他面前，“没事的。”我环抱着他的肩膀，任他哭泣，“温格，我希望你能克制下情绪，我们才好继续讨论，好吗？”

    他点点头，擤了下鼻子，擦干眼泪，把头依偎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我像抱着孩子般耐心等待着，然后直视着他，两手扣着他的肩膀。

    “现在得勇敢面对，温格。”我说，“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

    “我不能告诉家人，”他抽噎着，“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我，每次母亲提起我的事他就恼火，还对她撒气，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把椅子挪近些。“那你的朋友呢？”

    “我们分手了。”

    “可他知道吧？”

    “我也是几星期前才知道的。”

    “你必须告诉他或其他关系亲密的朋友，”我说，“你应该这么做。要是别人也这样待你，也许现在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哭了。”

    他沉默了，低头盯着双手，然后深吸一口气，说：“我就要死了，对吗？”

    “我们都会死的。”我委婉地说。

    “但死法不一样。”

    “很可能是一样的，”我说，“我每次作健康检查都要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你知道我在工作中冒的风险，你的遭遇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他抬头望着我，眼睛晶亮，脸颊滚烫。“要是我真的发病了，不如自杀算了。”

    “不，不要。”我说。

    他又哭了起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熬不过去的！我不想死在那种地方——晚期病房，密不透风的救济诊所，旁边的病床上都是些我不认识的垂死病人！”他的泪水再度涌出，表情悲戚又带挑衅意味，“我会孤单一个人，就像现在一样。”

    “听好，”我等他恢复平静，“你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些，还有我啊。”

    他又是泪眼汪汪，掩面而泣，巨大的哀号声肯定在走廊都能听见。

    “我会照顾你的。”我起身，向他承诺，“现在我要你回家，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一切告诉你的朋友。明天我们再讨论该如何应对。我需要知道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想和他或她谈谈。”

    “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艾伦·赖利医生。”

    我点点头。“我认识他。明天一早你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会和他联系，并请他放心地和我谈这件事。”

    “好的，”他躲闪着我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