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都是有效的。”

    我没吭声，而他和我一样清楚很可能已经太迟了。

    “我们计划在明天上午九点钟为她验尸。保险起见，在那之后你必须继续被隔离几天。”他说着把包装纸扔进垃圾筒，“你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头痛，而且脾气很大。”我说。

    弗奇士波微笑着打量我。他是个聪明的军医，从陆军病理研究院一路高升，现在掌管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他离婚了，比我年长几岁。他从床尾拿来一条折叠好的毯子，甩开围住我的肩膀，然后跨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扶着椅背。

    “约翰，我早在两星期前就接触病毒了。”我说。

    “那桩凶杀案。”

    “应该早就感染了。”

    “无论这是什么，凯，最后一起天花病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索马里，此后天花就在地球上绝迹了。”

    “我肯定我在电子显微镜里看见的不会有错，病毒很可能通过非自然渠道传播。”

    “你是说，人为蓄意传播。”

    “我不知道。”我难受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第一个疑似受到感染的人同时被谋杀了？”

    “我觉得整件事都很怪。”他站了起来，“但除了将你和那具尸体进行生物性安全隔离外，我们能做的实在不多。”

    “不，你们可做的太多了。”我不想听他说他的职权范围。

    “目前，这是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军事议题，你知道我们不能就这样把疾病控制中心撂在一边。最坏的状况是暴发一场传染病，而这正是他们最拿手的。”

    “应该将丹吉尔岛隔离。”

    “验尸过后再考虑这个吧。”

    “这应该由我来做。”我补充道。

    “视你的情况而定。”他说。这时一个护士到了门口。

    他离开前向护士简短交代了几句。护士走进来，穿着同样的蓝色防护衣。这位无忧无虑得令人嫉妒的年轻女孩解释说她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工作，这里偶尔有特殊病患时她才会过来帮忙，可惜这种机会并不多。

    “上一次是两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因为接触了半解冻的田鼠血液而感染汉坦病毒，”她说，“这种出血性疾病非常可怕，他们在这里住了大约十五天。弗奇士波医生说你需要一部电话，”她说着把一件薄袍子放在床上，“稍后我就替你拿来。这里有止痛药和水。”她把东西摆在床头桌上，“你饿吗？”

    “奶酪和饼干之类的就行。”我的肚子很不舒服，有点想吐。

    “除了头痛还有别的感觉吗？”

    “谢谢，我很好。”

    “但愿能一直保持。你何不去浴室让膀胱轻松一下，洗个澡，然后上床休息。那里有电视机。”她随手一指，当我是小学生般简单说道。

    “我的东西呢？”

    “别担心，他们会消毒的。”她朝我微笑。

    我总觉得被子不够暖和，于是又冲了个澡。但什么都无法冲走这讨厌的一天，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一张干瘪凹陷的嘴巴对我咧着，一双茫然的眼睛半闭着，一条手臂僵硬地垂在散发出死亡恶臭的床褥边缘。我走出浴室，看见护士为我留了一盘奶酪和饼干，电视机也开着，但没有电话。

    “该死。”我抱怨着，再度钻进被窝。

    第二天早晨，早餐从门孔送了进来，我把托盘放在腿上，一边看早间新闻，这是我平时绝不可能做的事情。我看着玛莎·斯图尔特搅拌着烤饼馅，舀起有点凉了的半熟水煮蛋。我无法下咽，不确定是否真的背痛，也许只是太累了，也许是因为某种我不愿多想的原因。

    “今天情况如何？”护士又来了，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