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韦斯利和我飞回纽约，由于顺风且风速超过了每小时一百海里，飞机提早到达了。我们通过海关拿到行李，一辆机场巴士停在路边，载我们到喷气式飞机等待起飞的私人机场。

    天气忽然回暖，暴风雨来势汹汹，我们在一大片雷电交加的黑色雨云间飞行。抵达后，我们冒着滂沱大雨疾步通过停机坪。韦斯利向我大致说明了州内现状，联邦调查局联合警察与救生队等部门成立了一支警戒力量。

    我很欣慰听到露西从外勤单位调回了工程研究处，她很安全。直到我们返回学院，韦斯利才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她和其他人质救援小组成员展开救援，有段时间将离开匡提科。

    “不行。”我说，像个拒绝答应的母亲。

    “我还怕你对这事没意见呢。”他说。

    他帮我怜着行李进入杰斐逊大厅，星期六晚上这里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向前台的年轻小姐打招呼时，还在不停争论。

    “该死，”我继续说，“她还是个新人，你不能就这样把她丢进一场核能危机。”

    “我们没把她丢到任何地方，”他推开玻璃门，“我们需要的是她的专业能力，又不是派她执行狙击任务或从飞机上跳下来。”

    “她现在在哪儿？”进电梯时，我问。

    “希望在床上。”

    “哦，”我盯着手表，“已经半夜了，等明早起床再说吧。”

    “我了解你的顾虑，我同样紧张。”

    我们眼神相接，我马上移开目光。“我猜我们现在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语气尖刻，因为我们之间的事还是悬而未决。。

    我们走出电梯进入走廊，韦斯利在数字键盘上按下密码。锁开了，他又打开另一道门。

    “装作没事，这样好吗？”他说，输入另一个密码打开下一道门。

    “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我说。

    我们进入安保套房。每当工作需要或有安全顾虑得在此过夜，我都住这个房间。室内舒适但陈设相当朴素。他把我的行李提到卧室，我拉开客厅那扇大窗的窗帘。他没吭声，我意识到这里现在可能不方便谈私事，有些地方装了监听器。我跟他走出房间，重提我的疑虑。

    “耐心点。”他神情黯淡，可能是累了，“听我说，凯，我现在得回家，明天一早我们首先得向玛西娅·格罗德基和罗德参议员做空中简报。”

    “格罗德基是美国司法部部长，法兰克·罗德是司法委员会主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要你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你似乎知道得比其他人都多。也许你可以跟他们解释被疯子们奉为圭臬的那本书有多重要，他们可以为它杀人不眨眼，也可以为它死。”他叹口气，揉揉眼睛，“我们得谈谈该怎么——天哪，最好不要——应付那些致命的放射性污染，万一这些该死的人渣决定炸掉反应炉。”他再次看着我，“我们只能不停地尝试。”我知道此刻他眼里只有这一触即发的危机。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本顿。”我说着返回套房。

    我给总机打电话，请他们转接露西房间的电话，但无人应答，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正在工程研究处，我找不到她，也根本不知道在这座大如足球场的建筑里该如何找她。我穿上外套走出杰斐逊大楼，如果今晚见不到外甥女，我无法安心入睡。。

    工程研究处有独立的安全系统，离学院一个入口不远。几乎联邦调查局的所有警察都认识我。值班警卫看见我时显得有点意外，他走下岗位询问我的来意。

    “我想露西现在还在工作。”我对他解释。

    “是的，女士。我不久前才看到她进去。”

    “你有办法联系她吗？”

    “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