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我们无法在乎，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希望能在高特再次杀人之前逮到他，这是我的底线。”

    “本来就该这样。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人能不能帮我们抓到他，但也许她可以。”

    我看得到他的沮丧，感觉得出他声音里的疲惫。“她和高特唯一的关联，似乎就是和他在博物馆相遇。”他说，“我们检査过她的私人物品，没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还能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信息有助于我们逮到高特呢？”

    “我不知道。可每当我在弗吉尼亚碰到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总是尽一切力量追查，直到破案为止。这个案子在纽约，但我也有份，因为我和你的小组工作，你们受邀参与了办案。”我语气坚决，仿佛珍妮遭谋杀一案正在这房间里审理，“如果我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继续说，“那么我恐怕再也不能担任调查局的顾问了。”

    韦斯利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我知道他的挫折感和我一样深，但两者存在差异。他并非出身贫困，每次我们发生严重的争吵时，我总是拿这一点激他。

    “假如她是个重要人物，”我说，“大家必定都会关心。”

    他沉默不语。

    “正义不属于穷人，”我说，“除非有人对案子施加压力。”

    他打量着我。

    “本顿，我在施加压力。”

    “解释一下你想做什么。”他说。

    “我想尽一切可能查出她是谁，我要你支持我。”

    他凝视了我一阵，他在分析我的想法。“为什么特别在乎这个受害者？”

    “我不是解释过了？”

    “注意，”他说，“注意你的动机是否不够客观。”

    “你是什么意思？”

    “露西。”

    我恼怒起来。

    “露西可能受到过与这个女人同样严重的脑部损伤，”他说，“露西算得上是另一种孤儿，而且不久前才失踪过，在新英格兰游荡，幸亏你找到了她。”

    “你在指责我有情感投射？”

    “我没有指责你什么，是在和你探究各种可能。”

    “我只不过想做好我的工作，”我说，“我可不想接受心理分析。”

    “我明白。”他停顿了一下，“尽管去做吧，我会尽力协助，我相信彼得也一样。”

    接着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露西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上面，但韦斯利不想谈论这些。他起身去拿咖啡，这时外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他的秘书替他留了口信。我到达这里之后他的电话就不曾停过，我也知道这里一向如此。他的办公室和我的没两样。世界上到处都是绝望的人，除了我们他们不知道还能向谁求救。

    “告诉我，你认为她做了什么？”他回来时我问他。

    他将咖啡往我面前一放。“你是在以她姨妈的身份说话。”

    “不对，现在我是她的母亲。”

    “我宁可我们能够以专业人士的角度谈论这件事。”他说。

    “好，那就开始吧。”

    “十月间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的间谍事件还没结束，”他说，“有人进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系统。”

    “这个我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

    “我想我们已经认定高特有嫌疑。”我说。

    韦斯利伸手去拿咖啡，我们两人目光相遇。“我当然不是计算机专家，但你得看看这个。”

    他打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看出那是一张计算机打印纸。

    “这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登录记录，上面有最近传送信息给交通警察局通讯小组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