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匡提科过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网的回信不少，但对确认珍妮的身份没什么帮助。

    她的牙医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颚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制成银。当然，没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遗憾，因为它们能够显示骨折旧伤、牙床形状和骨骼构造等有助于辨认身份的特性。至于她的病历，当我触及这个话题，她那位目前已退休并住在洛杉矶的牙医变得言辞闪烁起来。

    “你还留着她的病历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问他。

    “我的车库里起码有一百万张病历。”

    “我对此表示怀疑。”

    “有很多。”

    “拜托，我们谈论的是个身份有待确认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权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我去找找，可以吗？”

    几分钟后，我在电话里问马里诺：“我们得试试DNA检验或视觉身份证明。”

    “呀，”他懒懒地说，“你想怎么做？把照片拿给高特看，问他这个惨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长得像他妹妹？”

    “我觉得那个牙医占了她的便宜，我见过这种事。”

    “你说什么？”

    “有些医生会占病人便宜。他们虚报病历，然后向医疗保险单位或保险公司报账。”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务啊。”

    “他报的账或许超出更多。相信我，说不定报了金箔修复法补牙费用的两倍之多，那可有几千美元。他说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实没有。她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又和一个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们哪里知道被骗了。”

    “我痛恨骗子。”

    “要是我能拿到病历，一定会告发他。但他不会拿给我们看的，事实上，说不定早就销毁了。”

    “你明天上午八点得去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说，“罗丝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猜那意味着我一早就得离开这里。”

    “你直接回你的住处吧，我去接你。”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不行，目前你还不能单独开车去市中心。”

    “高特不在里士满，”我说，“他已经回到老巢，在一间有电脑的公寓或房间里。”

    “塔克局长还没有撤回对你的保护令。”

    “他不能对我下任何命令，连替我点午餐都不行。”

    “哦，当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几个警察来保护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们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点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留了口信给霍洛维茨医生，建议他开始就珍妮的血液进行DNA化验。然后马里诺到我的住处接我，这时邻居们正往窗外探看或打开漂亮的大门拿报纸。

    我的门前停着三辆巡逻车，马里诺的那辆福特自用车停在砖砌车道上。温莎农庄苏醒了，正常运转起来，邻居们看着我在警察们的护卫下离去。美丽的草坪上结了白霜，天空就要变蓝了。

    我抵达了约翰·马歇尔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并无不同，但安全扫描处的职员却不了解我为何而来。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咧嘴笑着说，“那场雪很美吧？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在圣诞卡里面？还有队长，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对马里诺说。

    我通过了X光扫描机的检查，然后一位女职员走出来对我进行搜身，那个很喜欢下雪天的职员则检査我的提包。马里诺和我下楼来到一个铺着橙色地毯、布置着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间。我们在后排坐下，听着人们打盹、翻纸张、咳嗽、擤鼻涕。一个身穿皮外套、衬衫下摆垂在外面的人翻着杂志，另一个穿羊毛外套的人则读着一本小说。隔壁传来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