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是假期即将来临前典型的情况。联系的时候找不到人，也没有人回电话，停车场多出很多空位，午餐时间拉长，人们在因公出门的路上偷偷到商店、银行、邮局办点私事。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整个州在假期正式开始之前就打烊了，但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尼尔斯·范德都不是个“典型的人”。他在圣诞节前一天打电话给我，对今夕何夕以及身在何方显然毫无感觉。

    “我正准备开始做图像强化的工作，你可能有兴趣。”他说，“珍妮弗·戴顿的案子。”

    “我马上到。”我说。我走过走廊，差点撞上从男厕所出来的本·史蒂文斯。

    “我要去见范德，”我说，“不会太久，我的文件都拿到了。”

    “我正要去找你。”他说。

    我犹豫地停下脚步，听他准备说些什么。我不知他是否感觉得到，我很难若无其事地面对他。露西继续从我家的终端机注意是否有人试图再次进入我的目录，目前为止还没发现。

    “我今天早上和苏珊说过话。”史蒂文斯说。

    “她还好吗？”

    “她不回来上班了，斯卡佩塔医生。”

    我不意外，但她竟不肯亲自告诉我，这让我觉得被刺了一下。我至少打过六七次电话去找她，不是没人接，就是她丈夫编借口，解释苏珊为何无法接听。

    “就这样？”我问他，“她就说不回来上班了？理由呢？”

    “我想她怀孕要比原本预期的辛苦，这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

    “她必须寄辞职信来。”我无法抑制声音中的怒气，“人事部门的细节我就交给你了，我们要立刻找接替她的人。”

    “现在预算冻结，没办法雇人。”我走开时，他提醒我。

    屋外，被铲在道路两旁的积雪已经冻成一堆堆脏兮兮的冰丘，既不能在上面停车也不能走过去。厚重的云层后透出苍白的阳光。一辆电车载着一支小型铜管乐队开过去，我在他们渐行渐远的“全世界都快乐”的乐曲声中爬上花岗岩台阶，上面撒的盐踩起来像沙子。一名法警让我进入海岸大楼，我在一间有彩色显示器和紫外线灯的房间里找到范德。他坐在图像处理器的工作站前操作鼠标，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某些东西。

    “不是空白的，”他连句“你好吗”都没说就直接宣布，“有人在这张纸的前一张或前几张上写了些东西。如果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出一些痕迹。”

    我明白了。他左边的灯桌中央放着一张干净的白纸，我俯下身仔细查看。痕迹非常浅，简直难以确定我究竟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想象出来的。

    “珍妮弗·戴顿床上的水晶底下找到的纸？”我开始感到兴奋。

    他点头，继续移动鼠标，并调整着灰度。

    “这图像是正在拍摄的吗？”

    “不是，摄影机已经把图像拍下来了，存在硬盘里。不要碰那张纸，我还没有检查过上面的指纹。快点，快点。”他这是在跟图像处理器讲话，“我知道摄影机能看得很清楚，你可要帮我们的忙呀。”

    计算机化的图像强化方式是对比和出谜题。摄影机可以分辨出两百多种不同的灰色，肉眼只能分辨出不到四十种——看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

    “谢天谢地，处理纸的时候不用担心背景的杂色。”范德一面工作一面说，“这样速度可以快得多。前几天有个遗留在床单上的血印把我害惨了，因为有纤维的编织纹路，你知道，不久前那样的印子还一点用都没有呢。好了。”他处理的那一块区域罩上了另一层灰，“现在有点苗头了，看到没有？”他指着屏幕上半边出现的浅淡痕迹。

    “勉强可以。”

    “我们在这里试着加强阴影和痕迹的对比，因为这纸上并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