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的东西上面都会印有这个辨识标记。更重要的是，接收传真的那个人的辨识标记也会显示在发传真的这台机器上。换句话说，如果我发一份传真给你，在我这里的传真机上就会看见‘里士满市警局’出现在我刚拨出的号码上面。”

    “你找得到这么高级的传真机吗？我们队的这一台烂透了。”

    “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唔，到时候告诉我结果。我得上街了。”

    我很快列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前面六位是范德和我从珍妮弗·戴顿床上的那张纸上辨认出来的，最后一位从0、1、2、3依序排列。然后我一个一个试，其中只有一个号码接通后，传来的是非人类的尖锐响声。

    传真机放在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玛格丽特也早早放假了。我关上她办公室的门，在她的桌旁坐下来，一边听着小型计算机的嗡嗡声、看着调制解调器的小灯闪动，一边思索。辨识标记的作用是双向的。要是我开始传送，我办公室的辨识标记就会出现在我拨过去的那台传真机上。我必须迅速切断，不让传送过程完成。我希望等有人过去看传真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主任法医办公室”和我们的号码已经消失了。

    我在送纸盘里放进一张白纸，拨了那个华盛顿的号码，等着传送开始。字幕显示窗上什么都没有。该死，我拨的这台传真机没有辨识标记。到此为止了。我切断传送，沮丧地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电话就响了。我接起来：“斯卡佩塔医生。”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不知道你刚才传什么东西，没传过来。”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愣住了。

    “我这边什么都没收到，只有一张空白的纸，上面印着你办公室的名称。哦，上面说‘错误代码001，请重传’。”

    “这样啊。”我感到手臂上汗毛直竖。

    “也许你要传一份订正过的记录？我知道你去看电椅了。”

    我没回话。

    “非常有始有终，斯卡佩塔医生。或许你对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伤痕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的擦伤？在肘前窝那里？”

    “请再给我一次你的传真号码。”我静静地说。

    他念给我听，号码和我列出的一致。

    “古鲁曼先生，这台传真机是在你的办公室里，还是你跟别的律师合用一台？”

    “就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不需要特别标明是给我的，把东西传过来就好了——而且拜托你快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我本来打算要回家。”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是被挫折感赶出门的。我找不到马里诺，也没什么是我能做的了。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怪网里，而对交叉点在哪里却没有一点概念。

    心血来潮之下，我开进西卡瑞街旁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个老人在卖花环和圣诞树，他坐在他那小型森林中央的板凳上，像个寓言故事垦的樵夫，空气中充满常青树的香味。或许我终于躲避不了圣诞节的气氛，又或许只是需要转移下注意力。我拖到这么晚，已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那些树都没了形状或即将枯萎。我想，除了我挑的那棵，其他的大概都注定要被抛弃吧。这棵树要不是脊椎侧弯的话，应该会很可爱。

    装饰的过程有些像困难的整形手术，而非假日的例行公事，但当我将装饰品和灯串有技巧地挂上去，并用铁丝调整好有问题的地方，这棵树就骄傲地站在了客厅里。

    “你看，”我退后几步欣赏成果，对露西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突然在圣诞节前一天决定要买棵树很怪异。你上次买圣诞树是什么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