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据上的条形码，看它们来自什么地方。这可能很重要，非常重要，从我们目前的想法来看。”

    “就是说，华德尔还活着？”

    “是的。也许他不知怎的被人掉了包、放走了。也许那个坐上电椅的人死前把这些收据放进口袋，想告诉我们什么。”

    “他这些收据是哪里来的呢？”

    “也许是在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路上，那时要捣鬼太适合了。”韦斯利答道，“也许他们送了两个人出来，华德尔和另外一个人。”

    “你是说，他们半路停下来吃东西？”

    “死刑犯移监的时候，警卫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半路停下来。但如果牵扯到阴谋，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他们停下来买外带的食物，华德尔就是在这个空当被放走的。另外那个囚犯被带到里士满去，关在华德尔的牢房里。想想看，春街监狱那些警卫或其他人怎么可能知道送来的人是不是华德尔？”

    “他可能说过他不是，但那些人不一定会听。”

    “他们确实没听。”

    “那华德尔的母亲呢？”我问，“据说她在处决之前的几小时去看过他。她当然知道看到的那个犯人是不是她儿子。”

    “我们要查明她是否真去看过他。但不管她有没有去，合作对华德尔太太来说只有好处。我不认为她希望儿子死掉。”

    “那么你相信他们处决错人了？”我迟疑地说，我最不希望证实这种假设。

    他的回答是打开装着罗比尼·纳史密斯照片的封套，把那一叠厚厚的不管我看了多少次都还是会受到震惊的彩色照片倒出来，慢慢地看一张又一张记录着她惨死情况的照片。然后他说：“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三件杀人案，华德尔不太符合这个类型。”

    “你是什么意思，本顿？他坐牢十年之后人格改变了？”

    “我只能说，我听过有计划的凶手慢慢会失手、失控，然后开始犯错。比方说邦迪，到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了。但一般来说，不会看到没有计划的人朝反方向发展，从精神异常变得有条理、有理性，变得有计划。”

    韦斯利说到邦迪和山姆之子这类凶手的时候，口气是理性的、客观的，仿佛他的分析和理论都是从二手资料中来的。他不自吹自擂，不会列出一大堆名字，不会显出他跟这些人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他的态度是有意误导他人的。

    事实上，他曾经长时间地跟西奥多·邦迪、大卫·伯寇维兹、斯哈·斯哈、理查·斯佩克、查尔斯·曼森等人相处，还有一些不这么有名但也同样吸去了世上光明的黑洞人物。我记得马里诺有次告诉我，韦斯利每次从那些最高警戒的监狱回来，都会显得苍白、疲倦之至。吸收那些人释放出来的毒素，忍受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的依赖感，他几乎真的生病。某些罪大恶极的虐待狂会定时写信、寄圣诞卡给他，还向他的家人问好。难怪韦斯利看起来经常很沉默，像是背负着重担。为了获取资料，他做了一件我们没人愿意做的事：让那些怪物和他有所联结。

    “华德尔被判定精神异常吗？”我问。

    “他被判定在谋害罗比尼·纳史密斯时是心智健全的。”韦斯利抽出一张照片，朝我推过来，“但老实说，我不认为如此。”

    是那张我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我仔细看着它，不敢想象一个毫不知情的人赫然走进这样的命案现场会有什么反应。

    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客厅没有太多家具，只有几把放着深绿色椅垫的桶状靠背椅和一张巧克力色的皮制长沙发。拼花地板上铺着一张小的巴卡拉地毯，墙是宽木板组成的，不过贴了墙纸，看起来像樱桃木或桃花心木。靠墙而放的电视机正对着前门，让人一进门就能一目了然地看见朗尼·乔·华德尔的可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