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我敢说你一定很会做菜。”

    “这是我的嗜好之一。”

    “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职位不是很了解。”一个看来跟我年龄相仿、穿着体面的男人说，“你是里士满的首席法医吗？”

    “我负责整个州。我们有四个分区办公室。中央办公室在里士满，潮水镇办公室在诺福克，西区办公室在罗诺克，北区办公室则在亚历山德里亚。”

    “所以主任刚好被派在里士满？”

    “对，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法医系统是州政府的一部分，议会的议事也是在里士满进行的。”我回答，这时门开了，罗伊·帕特森走进来。他是个宽肩、英俊的黑人男子，剪得短短的头发已开始泛灰。他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西装，浅黄色的衬衫袖口绣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他打的领带很有名，今天这条看起来像是手工绘制的。他向陪审团成员问好，对我则不甚热情。

    我发现那个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是陪审团的主席。她清清喉咙，对我宣布我并非一定要作证，而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用来对付自己。

    “我明白。”我说，接着便宣誓就位证人席。

    帕特森在我的座位旁盘旋，对我的身份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介绍，然后便详细地说起我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如何容易被滥用。

    “又会有谁在场目睹呢？”他问，“在很多情况下，斯卡佩塔博士工作时根本没有人在旁观察，除了一个不折不扣天天在她身边的人，那就是苏珊·斯多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听不到她的证词，因为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都死了。但今天你们会听到其他人的证词。他们会为你们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寒的画像，画着这个铁石心肠、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却在工作上严重失职。首先，她付钱叫苏珊·斯多瑞不要声张，然后，又因此杀人。

    “大家都听过完美犯罪的故事，有谁比破案的专家更有本事做得出来呢？专家会知道，如果你打算在车里射杀一个人，就必须选择小口径的武器，这样才不会冒着子弹反弹乱跳的危险。专家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连空弹壳都不会留下来。专家不会用她自己的左轮手枪——她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她有的那些枪——她会用一把不会追查到她身上的枪。唉，她甚至可以从实验室借一把左轮，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每年都会没收数以百计的枪，有些会捐给州政府的枪械实验室。谁知道呢，那把射穿了苏珊·斯多瑞后脑袋的点二二左轮，说不定现在正挂在枪械实验室里，或者在她办公室楼下实验人员测试枪械、斯卡佩塔医生也常去练习枪法的射击场里。顺带一提，她的枪法好到足以加入全国任何一个警局，而且她以前也杀过人，不过平心而论，那一次她的行动已经被裁定为正当自卫了。”

    我低头盯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手，法庭书记官静静地打字记录，帕特森继续说下去。他的措辞总是雄辩滔滔，不过常不懂得适可而止。要我解释苏珊家五斗柜里发现的那个封套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时，他大费周章地指出我的解释有多么不可信，程度之夸张让我觉得，有些陪审团成员说不定会想，为什么我说的不会是实话呢？然后他讲到了钱的事。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是不是去过西涅银行的城区分行，开了一张现金一万元的支票？”

    “是的。”

    帕特森迟疑了一下，可以看出他很惊讶，他以为我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你是不是没有把这笔钱存进你的任何一个账户？”

    “是的。”我说。

    “那么，在你的停尸间管理人往她账户里存进来路不明的三千五百元的几个星期前，你带着一万元现金走出了西涅银行？”

    “不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