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一支。”她又说。

    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有笔，包括我。我发誓，平常我总会在包里放几支笔的。

    “折叠式小刀怎样？”马里诺伸手到他牛仔裤袋里。

    “太好了。”

    葛儿接着一手握着瑞士刀，一手握着笔，一边压着驾驶坐旁车门外侧把手上的拇指凹点部位，同时拉开把手，然后以脚尖挤进被拉开出缝隙的车门，轻轻把门拱开。这时我听到直升机螺旋桨轰隆轰隆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

    不一会儿，一架红白相间的直升机盘旋在休息站上空，像只蜻蜓般翱翔，在地面引发小小的龙卷风。地面上所有的声音都被掩盖住，咆哮而起的风摇晃着群树，更在草地上吹起一圈圈涟漪。葛儿和杰夫半眯着眼睛，蹲坐在狗旁，紧紧地抓住狗的项圈。

    马里诺、韦斯利和我退到建筑物旁，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那直升机狂暴的降落过程。鼻端向下的直升机慢慢地降落，引起一阵乱流，在那过程中，我看到帕特·哈威垂着眼看着她女儿的吉普车。

    她从直升机下来，弯着腰低着头，直升机扰起的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呸哩啪啦响，在其脚边狂乱挥舞，韦斯利则在渐渐减缓速度的螺旋桨外的安全距离迎接着，颈子上的领带被风吹过肩膀，就像是飞行员们的披巾。

    帕特·哈威出任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之前，是里士满市的州政府检察官，然后升任为东弗吉尼亚区的联邦检察官。我曾解剖过由她接手的几件引起公众注意的联邦毒品案件的一些被害人的尸体，但从未被要求出庭作证，只有我的检验报告被取用，因而哈威太太和我还没真正见过面。

    电视中和报纸照片上的她看起来一派事业强人的模样，亲眼见到她，却多了些女性的柔婉，非常吸引人。个子瘦长，身躯完美，阳光把她红褐发上的金色和红色反映得鲜明亮丽。韦斯利一一介绍我们，哈威太太带着政治人物久经训练的适度礼仪和自信同每人握手。但她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和任何人的眼睛接触。

    “这里有件上衣，”她说，把一个纸袋交给葛儿。“我在海滩别墅，戴比的房间找到的。不知道她最后一回穿是什么时候，但我想最近没被洗过。”

    “上回你女儿是什么时候到的海滩别墅？”葛儿问，没有马上打开纸袋。

    “7月初。她和几个朋友到那儿度周末。”

    “你确定那时她是穿这件上衣的吗？她的朋友有没有借去穿的可能？”葛儿淡淡地问着，好像她只在问天气一样。

    这个问题让哈威太太愣了一下，有那么一会儿，一丝疑惑蒙上她深蓝色的眼睛。“我不确定。”她清了清喉咙，“我假设戴比是最后一个穿上它的，不过我当然无法确认。我当时不在场。”

    她眼光穿过我们，看向车门敞开着的吉普车，短暂落在点火器的钥匙上，钥匙链上悬挂着一个银制D字母坠饰。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出她力图抑制着惊慌的情绪。

    她转向我们说：“戴比应该带有一个钱包，尼龙质料，鲜红色，就是那种用尼龙搭扣开合的体育用品。你们有没有发现它？”

    “没有，夫人，”摩瑞回答，“还没有发现那样的东西。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车外往里看，还没有到车里搜寻，我们等着救援狗来。”

    “我想它应该在前坐什么地方，也许在地板上。”她继续道。

    摩瑞摇摇头。

    韦斯利接话道：“哈威太太，你知不知道你女儿身上带有多少钱？”

    “我给她50美金买食物和汽油，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她有多少，”她回答，“她还有信用卡和支票簿。”

    “你知道她支票账户里有多少钱吗？”韦斯利问。

    “